二 再谈元、明帝国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

继辽、金、西夏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了统一南北的元王朝。元统一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1《论治法》）等抵牾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制因素并存博弈的状况。蒙古草原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更是始终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长期发挥着支配作用。相对于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表现为：职业户计制与全民服役，贵族分封制与驱口制，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儒士的边缘倾向与君臣关系主奴化。元朝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汇互动、博弈整合，唐宋变革和晚明及清繁盛之间“过渡”或整合发展，同样是在此类融汇整合中逐步得以实现。不过，元统一后上述博弈整合，呈现为北制向江南的推广、南制因素遗留及部分上升且影响全国等较复杂的互动过程。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的过分强大，元统一后整合的结果，总体上北制因素占上风，南制因素依然居从属。

朱元璋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号，重建了汉人为皇帝的明王朝，也采取过定都南京，惩元末权臣和贪赃之弊，废中书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创建卫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黄册”和“鱼鳞册”等新制度，力图较多摆脱蒙元旧制，使国家体制恢复到汉地传统王朝的形态上来。但不容忽视的是，朱明王朝又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这与朱元璋、朱棣父子带有个性色彩的南、北政策及朱棣迁都燕京都有密切关联，客观上更是元朝覆灭后所遗留的社会关系、文化意识等潜在影响使然。如果说朱元璋实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顾中原北地的倾向尚带有偶然或不稳定性，朱棣就与其父显著不同了。朱棣“靖难”，以燕京和北直隶充当根基地，其军旅精锐包含蒙古朵颜三卫等，又残酷镇压建文帝势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对立面，遂导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等政策（《明史》卷177《王翶传》），导致其封爵燕王，肇兴且起兵燕邸，最终迁都燕京等以燕京北地为基业所在的新体制。又兼他七次亲征大漠蒙古时难免受草原习俗及主从关系等影响。其结果，朱棣实行北方本位政策，就形成政治驱动颇强，主、客观综合支撑等较为成熟、稳定的态势，而势在必行了。明朝的军户制，“配户当差”户役法，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诛杀功臣士大夫，等等，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朱元璋率先多半保留变通，后又被朱棣等略加改造而长期沿袭下来。换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别是朱棣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严重地影响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较前期明显改变，南、北制因素开始实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为重心。主要表现在：募兵制逐步占据主导，“一条鞭法”取代“配户当差”户役法，民营纳税淘汰匠役制，等等。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条鞭法”，应该是南、北制因素的再整合的关键。某种意义上，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然而，在某些领域内北制因素或改变无多，或依然如故。尤其是伴当仆从隶属，籍没制及贱民遗留，对明代朝野的影响普遍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