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的共存、碰触和整合，成为一项重要的结构性演进机制。1934年，傅斯年先生曾撰《夷夏东西说》，首次阐发了夏商周三代“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东西二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重要观点。此文堪称廓清上古东、西地域子文明共存整合的里程碑式的论著。而傅先生70多年前业已指出的“自东汉末”“常常分南北”的问题，迄今尚无专门论述。本文勉为“续貂”之篇，试从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元明帝国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南北差异博弈背景及本质等方面，予以初步探索。

一 先说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

1945年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揭示隋唐制度多半出于北朝，又受到南朝的部分影响，进而澄清了北朝制度的内涵、流变。20世纪90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指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近年，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学者又围绕“北朝化”、“南朝化”何者为主流，展开了小小的争论。

以上争论都有史料依据和合理性，又相互抵牾对立，似乎单用其中一说难以涵盖隋唐时期的复杂历史情况。笔者拙见：南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种体制或线索来发展演化的。两者各有其赖以生存和实用的空间地域——南方和北方，又在并存发展中互相交融，互相影响。正如人们熟知的，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制的问世，黄河中下游东、西子文明整合也基本完成。而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以长江、淮河为界限的南北两大地域的差异转而上升和凸显。经历近300年的南北朝分裂对峙，特别是受“五胡乱华”等影响，南方与北方的制度状况或发展线索呈现异样，也是情理中事。“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于东晋、宋、齐、梁、陈所沿袭汉魏西晋的体制。“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在北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体制。诚如阎步克教授所言，“隋唐王朝都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故隋朝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而后，隋唐二王朝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南朝化”过渡。笔者的看法大致可以找到三条证据支撑：贯穿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均田、租庸调和府兵三大制度，均主要实施于北方，又都在中唐瓦解。替代它们的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制，正是整合后南朝因素转而占上风的结果。北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三制度的“命”，也与上述南北地域差异的整合趋势，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