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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泉: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走共同富裕之路
——就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采访邓小平战略研究专家张富泉
人民网记者 李晓明
2012年11月27日08:2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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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富泉:改革开放是继往开来的传家宝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号召我们不懈探索和把握规律,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记者为此采访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富泉,请他谈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体会,并就改革攻坚的战略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两个目标并列相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怎样破解改革攻坚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作为长期研究改革开放和邓小平“三步走”战略部署的专家,想请您就此问题谈谈学习体会?

张富泉:党的十八大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十八大报告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后与记者面谈言简意赅,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结合学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实质上就指明了改革攻坚的方向和途径。可以说,“三步走”的共同富裕道路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我完善。只有按“三步走”战略部署走共同富裕之路,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正确选择。否则,不是回到大家受穷的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老路上去,就是滑向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邪路。

记者:您出版的《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一书,受到了郑新立、陈栋生等知名学者的好评与广泛赞誉。请您结合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谈谈如何“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张富泉:美国2009年出了《巴菲特计划:只有巨富才能拯救》一书,曾受到《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等媒体的热捧,巴菲特、盖茨和芒格等超级富翁们还联手签名推介此书。这在美国乃至全球一时传为佳话。由于受到这本书名的启发,我们写了《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绝没有要跟政界、学界巨头纳德顶牛的意思,实在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之所系。

因为中国根本不同于美国,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尤其是最适宜人居与经济活动的平原中国只占到12%而美国却占到70%。若将这几个数字作出简单比算,就会发现中国人均占有空间和资源不到美国的1/20。因此,中国根本不同于美国,美国人不宜把中国看得太简单,中国人也决不能拿美国来比中国。美国人均占有空间和资源较多,形成高度垄断的巨富,便于避开臃庸的官僚体制和繁琐的法律程序,展开高效率救灾救急,也许确如纳德所说“只有巨富才能拯救!” 而中国人多而物寡,财富过于集中势必挤压绝大多数人生存空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农民战争,说到底就是富人垄断囤积,穷人缺衣少食,只好一次又一次“均贫富”。因此,如果历史地看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其卓越贡献就在彻底打破了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也就是按“三步走”战略部署走共同富裕之路。

记者: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才能在建党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在新中国成立百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强国。请您就这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具体谈谈怎样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张富泉: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毫不迟疑地破解改革攻坚的难题。十八大闭幕才6天,李克强同志就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就在这个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什么?改革开放就是强大的力量。他还特别强调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碰到的问题千头万绪,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但如果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不仅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是十倍、二十倍。

怎样选准改革攻坚的突破口?按照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前两步到2000年用两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关键就在自1980年开始推行财政承包制及后来的分税制,极大调动了地方经济发展竞争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前两步用两个十年GDP翻两番的预期。然而,建立在财政承包基数上的分税制毕竟是过渡性的,现在进入新世纪已有12个年头,如果仍旧满足于这种不完善不规范的分税制,势必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差距拉大、市场分割、贪腐滋生、生态恶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等诸多问题;延续时间过长过久一旦失却深化改革的大好时机,甚至还会有葬送整个改革前程的危险。因此,深化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仍需从完善分税制的根本利益机制上选准打破坚冰的突破口,形成推进整个改革的倒逼机制和骨牌效应,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制度化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记者: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为什么说要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攻坚上实现新突破?

张富泉:这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两个大局”的顶层设计,也是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所决定了的。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因为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而言,特就特在政府不仅干预经济而且直接参与经济,也就是多有了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这么一个主体,且其竞争行为不像企业和个体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GDP崇拜与追求增值税等财税收入的最大化。

比如,西方企业和个体作为自由竞争的主体,往往采取某种意义上的全国财政“大锅饭”体制,来克服公平的市场竞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公,以维护企业和个体持续的自由竞争。像德国财政横向平衡制度就是典型的“大锅饭”体制。这种体制还对德国统一起过重要诱致性作用,可统一后原西部老州又对吃财政“大锅饭”强烈不满。但就因地方政府无关经济紧要,企业与个体才是市场主体,结果财政均衡不仅不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东、西德市场统一并间接维护了自由竞争秩序。特别是澳大利亚一类资源型经济国家,实行政府间按人均百分之百的财政均衡,同样由于地方政府不参与经济从不妨碍经济发展。但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离开地方竞相发展和GDP崇拜的强烈冲动,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发展,像前两步实现翻两番就根本无从谈及。因此,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财税体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责编:赵晶、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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