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实施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一中国特有的均衡性区域资源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这组趋同俱乐部区域“均衡三角”，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就无所依托而无法实施？

张富泉：的确如此。如果说过来的财政承包制与分税制，建立在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与省级财政体非均衡竞争的基点上，那么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分税制，就必须构建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均衡性区域与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基石上。这三大横向财税区的“均衡三角”，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在于公平竞争，由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地方政府需得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这就需与企业、个体竞争者同样具备公平的起点。而在东、中、西纵向区域条件下省级财政体的竞争，各个省级区域发展基础与条件相差悬殊，如同奥运会与残奥会同台竞技只会造成混乱失序的状态。一方面，各省级财政体出于地方利益的刚性，加之区域差异与非均衡势必导致普遍的市场分割，难以实现全国市场统一；另一方面，经济越往前发展区际差距就越大，为抑制和缩小这种差距，只能动用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措施，结果市场化改革距离市场越来越远。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两个大局”战略转换的要求，“反过来”构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富裕的三大财税经济区，这样重塑区域经济平等竞争的主体，东、中、西区际间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将被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区域均衡发展所取代；现有省级为主的市场利益分割的格局被打破，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得以最终形成；市场规范相应带来行政行为的规范，加之趋同俱乐部区域构成江河上下游生态贡献区与受益区的统一财政体，十分有利于类型区有序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生态环保等，因而将从根本上解决差距拉大、市场分割、贪腐滋生、生态恶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区域经济社会问题。

记者：这样看来，完善分税制确是十分重要的改革新突破。问题是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需选择在达到小康目标后的新时期。请问基本小康与全面建成小康有没有不同，您认为转向这种完善的分税制应选择怎样恰当的时机？

张富泉：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位一体推进的目标，并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和全面深化改革两大目标并提，可见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已是当务之急。应当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的基本小康，要更全面也更加强调要夯实基础。但不管怎样，在2000年实现前两步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后，就要“反过来”实施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拐点是确立的。事实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强调中西部地区加快建成小康社会；而在初步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东部沿海地区，要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西部内地小康社会的加快建成。因此，现在正是构建沿海与内地共同富裕发展体的好时节，只有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尽快构建沿海帮助内地的三大横向财税经济区，才能坚定不移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特别是从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的均衡度来看，这三大财税区的均衡曲线与其投资均衡密切相关。如1980到2000年三大财税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均为7亿多元，正是邓小平预定战略转换的最佳拐点；到2008年29年间，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累计投资额分别为28.89、30.41和29.80万亿元，投资额高低区际差系数仅为5%，相应地期末年即2008年三大财税区的GDP均在11万亿元左右，地方财政总收入上下差距不到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区际差，也分别由1980年的10.25%和14.58%相应缩小至2008年的10.19%和5.69%，可谓仍然是其投资相对均衡期与重要转换期。此后由于陷入所谓“领导发话、发改委立项、财政拿钱”的无序投资状态，2009-2010仅两年的时间，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固定资产投资就分别达到16.13万亿、15.65万亿和17.24万亿元，前期总投资最高的泛长三角降至最低，这两年与大环渤海形成的投资差额，超出了前29年区际差的总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区际差相应由2008年10.19%和5.69%，反弹到了2010年的11.09%和14.76%的水平。可见相对于2000年战略转换的区域均衡的最佳拐点直至2008年的重要转换期而言，自2009年起可说已开始进入战略转换的基本均衡期与深化改革越来越紧迫的时期。

这样看来，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两个大局”战略转换的路径与时机，而且其实施前两步翻两番战略目标的东、中、西纵向区域非均衡发展，还为“反过来”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和构建横向区域协调互动的发展机制，打造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一组趋同俱乐部区域的平台。因此，不失时机地依托这一“均衡三角”的区域平台，实行按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即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通过起点公平以及规则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毛程连等，2003），则可形成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最终完善，从而使改革开放顺利进入纵深领域和制度化建设新时期。同时，还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种新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在理顺央地、地地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做到既促进央地政府职能分开，又健全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

记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能够分开吗？

张富泉：不仅能够分开而且必须完全彻底分开。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公平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解决的办法，就是央地政府职能彻底分开。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退出甚至完全退出经济监管领域，主要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公平竞争。中央政府及垂直部门只起“守夜人”作用，维护好区域、企业、个体等市场主体成员的平等地位、等价交换规则和公平竞争秩序。马克思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过全面考察后，提出通过起点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并认为规则公平实际上是对起点公平的必要补充（毛程连等，2003）。有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组趋同俱乐部区域公平竞争的起点，确保其竞争规则与过程公平则成为完善分税制必需的制度保证。因此，中央政府“守夜人”的首务之职，就是对三大财税区在立项、用地、财税、金融等行政性资源配置上，必须严格实行“取之同等、予之等同”的原则，使之在其竞争公平的起点上确保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

记者：光凭政府“守夜人”的觉悟，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恐怕还不行。怎样用适宜制度来保证区域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呢？

张富泉：这就势必要求规划体制的配套改革。一般情况下，越是适应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区域规划与政策，就越不适应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广而推之，从计划经济时代流行至今的规划和预算两个报告分读的体制，恐怕也不能不做出某种完善与改进。在这个方面，可借鉴德国由联邦财政部长牵头共同组成联邦财政计划委员会的作法，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央行与国土、劳动、环保等部门参与咨询，并吸收“均衡三角”各区域部分省（区市）代表参与，组建具有相当权威的国家总体规划加三大财税区规划即“1+3”规划统筹办，担负起统筹规划、制定预算、协调利益等重要职能。并将“1+3”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落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民主决策过程中，最终采取票决制予以审定，以强化“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落实公平、公正、效率与理性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实施“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形成的区域“均衡三角”，既是新形势下完善分税制的必要依托，又具备经济民主制衡的政治体制自愈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