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实事求是，是每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耳熟能详的四个字，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已被反复强调。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它又被列为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之一，反映了党的优良传统在思想精神领域的传承和发扬。翻开党史，即便在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困难时期，如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时期，也有一大批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对当时“左”的一套做法进行了抵制。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问题和矛盾都很突出，再次强调实事求是，适得其时，很有必要。

　　党史上，说起很多老同志的优良作风，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这一条，可以说，这是一个共同点。贾拓夫，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也许很陌生，但这位曾被毛泽东称为“陕北才子”的我党老同志，他和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党和民族，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却永远留在了史册上。他们所体现出的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现代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坚持和光大的，也是现代中国社会亟须继承和发扬的。
　　一　　
　　说起来，贾拓夫与中央党校还颇有渊源。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26军政委杜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随即叛变，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当时省委负责组织、宣传的省委委员，贾拓夫立即做出一系列应急部署。设法通知所有能通知到的同志，包括西安周边各县党的组织，以及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党组织成员，避免了更大损失。随后，他代表陕西党组织去向中央汇报。当他辗转到达上海，又逢顾顺章叛变，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已无法立足，迁往了中央苏区的瑞金。他于1934年1月又跟到瑞金，向党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并写了4万多字的“陕西工作汇报”。之后，留在中央马恩列斯学校，做白区理论班的班主任。1934年10月，以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身份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回到了陕北。据考证，这所学校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那么，贾拓夫也算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位“老党校”了。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刚刚恢复参加全会资格的中央委员贾拓夫却被突如其来地打成了“利用小说反党”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成员，不仅取消了参加全会的资格，还被专案审查，安排到中央党校参加“研究班”的学习，时间长达两年多。这已是他再次受到组织处理了。
　　早在1958年3月，贾拓夫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由于他在“大跃进”期间，坚持国民经济要高速度、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强调综合平衡，因此，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抚顺发电厂做代理厂长。对于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贾拓夫有自己的认识。他在中央党校期间，多次与他的组长白向银同志（时任建材部副部长）谈到：他不承认自己犯过这种错误，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一些人没有划清右倾机会主义与凭着对党的忠心、向党诚恳提出问题的界限而造成的。但既然已经定了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党的利益可以暂时接受。不过也充分相信，这个问题到某个时候一定会得到澄清，组织上也一定会给他平反。同时，他也表示，这个认识只是个人之间的谈心，作为共产党员，一定会按照党性要求和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在全身心投入学习的过程中，他从不发牢骚，从不埋怨，一直是从正面发表意见。联系实际时，也主动回避与自己有关联的问题，表现出很强的党性和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品行。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虽然他身处政治上被动的境地，但对学习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出发，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学习心得，从不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例如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他联系自己在计委的工作实践，对计划经济、指导经济和经济管理等问题，有深入细致的系统发言。对如何搞好计划，如何对待商品经济和市场问题，提出过深刻而全面的观点。要知道，那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的60年代初期，而他本人还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当时曾有过一场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大争论。贾拓夫一方面详细谈论过坚持“一分为二”的理由，强调“一分为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也认为“合二为一”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可以理解为站在不同角度对唯物辩证法的学术性争论，不一定要“上纲上线”绝对地加以否定。他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杨献珍（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提出“合二为一”的哲学主张，以及不利的个人政治处境而决定自己的立场、观点。由此可以看出，贾拓夫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二　　
　　贾拓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突出体现在“大跃进”时期。
　　1958年3月，贾拓夫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李富春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在全国上下一片狂热的“大跃进”气氛中，国家计委以及他本人，被放到了风口浪尖上。
　　本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创造了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奇迹。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1949年我国钢的生产能力仅90万吨），粮食生产也达3700亿斤。但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目标。于是，“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使“大跃进”进入最高峰。这时的贾拓夫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没有人云亦云，而是认为需要实际调查，搞清楚什么行，为什么能行？什么不行，又为什么不行？从1958年3月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前的500多天时间里，他只有16天因病住院治疗了两次，300多天忙于计委的日常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120多次计委的党组会、汇报会、中央财经小组会，协助李富春召开了两次全国计划工作会。此外，用了 180多天外出考察和做调查研究，以及参加北戴河、武昌、北京、上海的会议，两次赴兰州参加西北协作区会议，到过八九个省市，行程不下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