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时全面紧张的形势，并没有因计委和贾拓夫等人的冷静对待而有所扭转。相反，在1958年10月的计划会议上，各地报上的计划汇总，结果是 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3900万吨（当时，全国上下正在为1958年钢产量达到 1070万吨而奋斗），也就是说，要在1958年翻一番的基础上，1959年再翻两番！这时的贾拓夫已是忧心忡忡，难以安眠了。此间，毛主席表了态，说：“3000万吨可以了。”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都没有表态。会议责成贾拓夫先起草文件，准备带到11月武昌会议上用。
　　武昌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冷热结合，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的问题，指出计划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指标要落实可靠，比例关系要调整，并针对钢产量指标说“可以去掉三分之一”。于是武昌会议定在了2000万吨。
　　对这个2000万吨，贾拓夫心里还是很不踏实。他回到北京，让副主任安志文和综合局局长廖季立等人，另外测算安排一个1800万吨和一个1600万吨或更低一点的方案，以便执行遇到困难时好拿出来应急。但这个措施后来被批判为“与党中央的决定唱对台戏，是对抗中央的行为”。
　　贾拓夫担心高指标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造成更加紧张的形势。他认为，1959年的计划必须建立在1958年实际生产水平的基础上，避免大上后不得不大下的局面出现。他很怀疑1958年到底有没有1070万吨钢，让廖季立等去核实。经反复核算，虽然完成了1070万吨，但能用的好钢却只有800万吨。他还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有很大的虚假成份，虽然从原来估算的 10500亿斤调整为 7500亿斤，他仍在周总理那里提出了疑问（后来的最终核实只有5000亿斤。而就是这个粮食的实际数字，对于1959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调配出现困难，以致有饿死人的情况产生了影响），他还对1958年财政收入的数字心中没底，在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提出：“1958年财政收入450亿元，是不是有虚假成份？”当时分管财贸的李先念说：“估计至少有20亿元的虚假数！”
　　就是在指标问题会联系到总路线的情况下，贾拓夫仍然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认为即使调整后，“仍有不少缺口”，“还是很紧张的局面。因为：1958年好铁增加500万吨，1959年要再增加3个500万吨；1958年好钢增加270万吨，1959年要再增1000万吨；1958年钢材增加了200万吨，1959年要再增加4个200万吨。而这些增加的产量有1/3以上要依靠当年的新建能力，影响基建规模的生产能力要达到一倍！”他在财经小组会议上说：“毛主席几次讲到计划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回来以后，摸清了一下计划根据怎么样？一算，根据不够。1958年大跃进，成绩是伟大的。但是做具体分析，有不少新问题。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胡思乱想。1958年总的是好的，但也有某些方面是可以注意的，所以说可以从不好的方面着想一下。例如，工业速度是否增加得过高了？新增劳动力2/3，是否过多了？1959年的速度增加50%，但如果1958年农业没有那么多，要下来，那轻工业势必就会减少。现在是要搞实在了，的确不那么容易”，“1956年到1957年指标上下不大，可是1958年到1959年指标一上一下很大，这是应当注意的。有计划按比例是有必然性的，我们对此认识还不够”。
　　1959年1月底，中央召开“北京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考妣。”但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落。到了4月份“上海会议”研究形势时，无法回避的指标问题又出现了。但那时谁也不愿意当“促退派”，不愿犯“政治错误”，都站在高指标下要条件。比如，冶金部门说：我能完成钢指标，要有煤炭和设备部门作保障；煤炭部门说：煤炭产量我能上得去，你得给我足够的电溜子；机械部门则说：设备和电溜子我有能力生产出来，你要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谁来解开这一环扣一环的链条呢？计委要综合平衡，而平衡的结果是指标要下来，那么，计委就是“算账派”、“促退派”，“政治错误”就是你计委来犯。会议拿出一个1650万吨钢的方案，贾拓夫却认为，能搞到1500万吨就很不错了，连李富春主任都对贾拓夫开玩笑地说：“我们两个一个热，一个冷，一个看涨，一个看落，咱们两个竞赛吧！”这时的贾拓夫真是处在一场风暴的当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