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研过程中，一方面他为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所感动，看到人的积极因素一旦调动起来，将产生多么大的物质力量！认为应当保护这种积极性。另一方面，看到实际工作中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又不能漠然无视，尤其是计委这样的综合部门。
　　当他看到西安郊区深翻土地创高产，把地挖了一丈多深，他怀疑在生土上能否长庄稼，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当看到有地方把十几亩稻子移植在一亩“试验田”里，用通风机吹风，探照灯照明，说是要创高产，“放卫星”，他说，这种搞法肯定不行，近乎于胡闹；看到有地方土法炼出的钢非钢非铁，不能用，他说，“真是恨铁不成钢啊”；看到有地方乱开小矿，无法管理，他感到这样破坏国家资源，得不偿失，需要节制；看到土法炼焦，用煤多，出焦少，用它炼铁温度上不去，他认为是一种浪费；看到有矿区工人反映没有肥皂洗澡，人们“下得了坑，上不了炕”，他说，“这样工人干劲难以维持，生产最终还是上不去”；特别是看到《人民日报》刊登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心里很不舒服，说，“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怎么能这样搞宣传？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太脱离实际，更不能以此指导行动，否则，不是助长下边浮夸更浮夸吗”。
　　带着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实际问题，贾拓夫作了深入的思考。他没有公开地，就事论事地谈业务技术问题，而是想对客观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同时也能对经济计划工作有一个适当的指导，以避免实际存在的问题逐渐扩大。他曾对秘书赵家梁说：“帮我写一篇关于多快好省的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这个问题我想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许多同志一再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很好。多快好省本来是一个整体，一定要全面，不要拦腰砍，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多快是建立在好省的基础上，没有好省的多快是虚假的。四个字究竟是快还是好为中心，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情而有所侧重。但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恐怕应该以好为中心，不要以快为中心。当然，只讲好省，不讲多快，也是不对的。好省不能代替多快。没有一定的数量，也没有一定的质量。”他还明确表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问题是要防止出现片面强调多快，而忽视了好省的局面，特别是具体工作部门和综合部门。”当时，赵家梁同志劝他不要现在写，说：“我看你的观点站得住，但现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会给人们以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印象。”贾拓夫表示：“不急，考虑考虑，稍有空暇再细斟酌如何写。”
　　虽然最终没有写这篇文章，但他在党组整风务虚会和党组扩大会上，已经开始陆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就实际出现的问题深入检查自己认识上的差距，一方面也在提醒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否则也会影响总路线的贯彻。看得出，他是竭力想在总路线的精神下，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求得相对的协调和平衡，希望在热涨的空气中，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避免出现片面性；在尊重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同时，也尊重和探求规律性的因素；在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同时，也寻求计划工作一定的规范，以使工作有所遵循；在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综合平衡的同时，也在思想观点和具体方法上寻求平衡。他多次讲到：“国家计委心要热，脑子要冷”，“经济形势是大跃进，现在是数字跃进，措施没跟上。17个部委的政治气氛够了，但具体措施还不够。计委要协同各部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措施上”，“要把消极、困难方面考虑一下”，“工农业指标初步定下来后，要围绕这些数字进行重大问题的研究；重大项目有什么薄弱环节，工业地区的分布问题，地质资源的问题，机电设备的配套能力问题，财政、外汇、材料、物资的平衡，劳动力、积累、消费等都要具体安排”，“教条主义首先不在于表格、数字的多或少，首先在于对国情合适不合适，不切实际的就不对，切合实际的，即使照搬照抄，也是对的”，“有争论是好的，这种气氛好。争论要展开，就事论事，技术性的，有时也是政治性的。政治观点和业务观点要结合起来看”，“一切问题决定于我们下去，在实践中解决怎么搞法”。
　　在下边调查和在委里开会的同时，他作了很多思考，逐步整理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题目是：1.主观与客观；2.虚与实；3.自由与必然；4.冷与热；5.指标与总路线；6.鼓励与困难；7.洋与土；8.群众路线与集中领导；9.人与物；10.高与低，上马与下马；11.可能与现实；12.多快与好省；13.条件与唯条件和无条件；14.大中小；15.速度与比例；16.需要与可能；17.直线与波浪式；18.平衡与不平衡；19.数量与品种（质量）；20.重点与一般；21.挖掘与留有余地；22.政治与经济；23.保守与过头； 24.总结经验与阴暗面；25.综合平衡与群众路线；26.破除迷信，解放思想；27.积极与可靠；28.先进与现实；29.反冒进与积蓄力量；30.积极性与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