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无原件的《景善日记》
《慈禧外传》第十七章所引用的《景善日记》，被视为奇货可居的独家秘籍，其实是巴克斯闭门造车的“杜撰”。他的搭档，这本书的另一作者濮兰德，说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这本日记的中文原稿。濮兰德后来将英文手稿赠送大英博物馆，馆方循例要得到译文的中文原件，但不知是当时越洋电话不好打，还是巴克斯心中有鬼，濮兰德得到的回答是，原件早就被转手卖掉，后又说不慎落入炉中焚毁了。撒谎的人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就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丁名楠断言：“《景善日记》是假的，白克浩司（即巴克斯）发现日记的整个过程也是假的。它不过是白克浩司为了蒙骗人们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第一，作为日记这种文体，除了类似博客或微博，是要给人看的之外，绝大部分日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私密性质。然而在这本日记中，看不到主人公一点点的有关私生活、内心活动、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文字，更不用说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讳莫如深的内容了。
第二，主人公景善为当时京城大把抓的普通官员，论理，有可能接触个把高官，但官卑职微的他，居然成为执政当局路路通的人物。从这本相当于在场新闻纪实的日记看，立场不同、观点不一的高官贵爵，不分派别地与他过从甚密，且事发始末，无不巨细悉言。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这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三，一个坐冷板凳的礼部右侍郎，或一说为内务府官员，绝非炙手可热的军机处章京可比。他不可能处于新闻发生的源头，更不可能介入政争的风口浪尖，尤其不可能侦听各方动态，打探内外消息，获知老佛爷喜怒，了解百姓反映。一个不上不下的旗籍官员，恪守本分，犹恐不及，哪有胆子卷入政治漩涡，惹是生非。我倒一直认为，这样“包打听”式的人物，正是当时巴克斯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最说不过去的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在自己的日记里，起码要记下他四时八节、有感而发、应酬唱和、附庸风雅的诗词歌赋，这也是中国文人最爱表现的一点。哪怕一个狗屁官员，要是不会写两句诗，要是不会题两笔字，要是不会喝两壶酒，要是不能风花雪月两下子，在官场上能混得下去吗？
百密一疏，巴克斯没有弥补这些漏洞。任何一个细节上的疏失，最后都会导致满盘皆输。
求教授头衔而未遂
如果说，巴克斯以莫理循的名义，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有关北京戊戌变法的文字，开始了他杜撰式写作的第一步；那么，庚子事变中，基本上算是一个文物大盗的巴克斯，所抢到的堆满好几间屋的物品，该是他在中国挖到的第一桶金。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以后，允许士兵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掠财产，镇压百姓，北京城顿成人间地狱。而在这伙成群结队、四处搜括的强盗队伍中，巴克斯也率领一彪人马，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他所牵头的这支抢劫小分队，窜行于大街，游走于小巷，重点剽袭王公府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进行恫吓，用他的流利汉语实施诱骗。据他在回忆录中自供，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里，他连唬带蒙，连抢带偷，搞到600多件青铜器，2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这是一个专家型偷盗者，他知道该偷什么，不该偷什么，他甚至以盗来的珠宝、玉器与联军士兵交换他们手中所抢得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东西。
这小子，那年只有27岁，已经抱负大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这些赃物，献给他的大不列颠王国，实现他衣锦荣归的梦想。
1913年8月，基础奠定、本钱十足、名声响亮、底气充沛的巴克斯，开始向伦敦叫板。通过海运，他将重约8吨的收藏，包括27000件中文古旧手稿，以及书画卷轴、古版图书、青铜器之类的文物，运抵伦敦。这当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而更轰动的是，巴克斯宣布，他将全部藏品捐赠给他的母校牛津大学，以回报对他的培育。这批在中国搜括的东西，百分之百皆系赃物，充满了贼腥味，但受赠者牛津大学倒也没有嫌弃，欣然接受。不过，牛津大学也有其“牛筋”或“牛劲”之处，就是不答应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换条件，给予他教授头衔。东西，我要；教授，不给。首先，他在牛津没有修完学业；其次，他在汉学领域里没有权威著作。当一名普通的汉学家，可以，想当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没门！巴克斯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名誉文学硕士的学位？主持校政的那些老朽，研究来研究去，最终也没一个结果。
一气之下，他买了一张到天津大沽的船票，回到北京，在西城石驸马大街的一处院子里，过起了隐士生活，从此终老中国。
“疯子的涂鸦”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巴克斯避难于奥地利驻华使馆，结识了瑞士人贺普利，贺普利建议他把一生经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本《太后与我》。
在这本书里，这个被人视为疯子加骗子的巴克斯，自称与不少名人保持过同性恋关系，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尔兹利、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唯一的异性性交往者，为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在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写之外，还杜撰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唐突梯，驴唇不对马嘴，比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还要走火入魔。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死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劻、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迎光绪“归政”；慈禧获知密谋，即指派太监绞杀光绪，打算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随后，袁世凯在被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
你不能不佩服这老小子，真是亏他想得出来。一位名叫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批评家说：“巴克斯对于这些和太后之间的荒唐性爱游戏的放肆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遭遇战的荒诞不经的详细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彻底失常的极度兴奋的性幻想变得令人生厌。开始于几十年前的被视为机智、淘气的讽刺作品（伪装成了历史），如今退化为疯子的涂鸦。”
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在《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一书中，建议这本《太后与我》，应该把书名改为《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宫廷中》，更为贴切。
连对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贺普利，在编辑整理这本书稿之后写的后记里，也不得不坦陈：“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所以，他手里掌握的这份巴克斯的《太后与我》，在沉湎于性幻想中的男爵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张罗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死掉以后，也没有为他出版此书的意思。他只是将亲手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原稿，复印多份，分别寄存于英、美数间大学的图书馆。1973年，贺普利也去世了，这本《太后与我》，一直在图书馆束之高阁。
冷落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本书，到了2011年，似乎有点一声令下的声势，先是英文版，后是繁体字版，接着简体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热闹。
《太后与我》的出现，也许不过是一起某些人想发财而想疯了的偶发事件，也许并非反华政客们有谋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精神攻势，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试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多老大曾经说过“连咱们的皇上也怕洋人”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那些有着种族偏见、殖民心态、白人至上观念、霸凌恶习的西方人士，怎么说也是不甘心，不顺心，不安心的。更何况面对自身难以排解的衰势，面对中国难以阻挡的崛起，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失落感，挫折感，还有从心底泛上来的酸溜溜味道，在肺膈腑脏间梗阻着，当然不好受，不痛快，不开心。于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头最早运到贵州场坝上的毛驴，在没有完全技穷之前，再尥你两蹶子，恶心你一下，捣乱你一下，让你难以招架，让你穷于应付，是绝对有可能的。
（作者为当代文坛著名作家，曾获中国文学各项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