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西方的宣传漫画

慈禧

《太后与我》版本之一

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庆祝胜利

慈禧出殡

“中国通”与“汉学家”

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年间的事，其中涉及两个关系为舅甥的美国人。外甥在中国，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师，以布道传教为业；舅舅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相当牛×。很可能是，或可能将是国会议员之类的要人，这从他一张嘴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凌口气，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此人“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回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

从此，“在他的面前，人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那时还在美国当牧师的他的外甥）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于是，这位其实相当窝囊废的牛牧师，到了北京，居然神气活现起来。不但“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样，这个渐渐胖起来的牧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

“中国通”的说法，由于总能勾起百多年来被列强侵略的阴暗记忆，不那么令人愉快，所以逐渐改称为“汉学家”。然而无论是“中国通”还是“汉学家”，其中有一些是流氓，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我每当看到这样一些“汉学家”，来到中国打秋风的时候，那副嘴脸，着实教人不敢恭维。尤其是我同行中的某些人，围绕着这些洋人时那副谄笑胁肩的仆欧相，更是不堪入目。这与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挟着一本《圣经》，成天跟着牛牧师装傻充愣、卖乖讨好一样，无非想得到几文赏赐，好到便宜坊买点卤肉杂碎，用干荷叶包了回家喝两口白干，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经人劝他：“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丁点儿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