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

从1966年至1976年，我国的科研工作与高等教育遭到彻底的破坏，大学与研究机构都是如此。中国科学院在后期比较幸运一些，获得了周总理的指示和爱护。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后，次年一些国内外专家提出加强基础研究的呼吁，周总理对此作了相应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告别了连、排、班的编制，恢复了研究室的建制；不再强求科研人员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以从事研究工作。

尽管如此，当时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为早在“文革”初期，这样的科研工作已被批得体无完肤，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是一条反动的黑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四人帮”掌控的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依然是如此的论调。这就难怪大家裹足不前，深怕成为革命的对象。只有个别学者像陈景润、张广厚和我对以往的研究有着强烈兴趣，同时不识时务，不知进退的，才在认真从事研究工作。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几个人只是傻子而已。大部分人有些时间，宁可去装配收音机，打制家具，也觉得比做研究工作有用得多，不会带来什么风险。

在我们被迫与科技书刊、文献隔绝期间，国际上相应的研究工作却在迅速发展。美国、英国、苏联、德国等，原有的资深专家与一批青年学者的优秀成果竞相涌现。当时，张广厚患视网膜炎，不能多看书刊，由我认真阅读这些论文，然后进行报告，听众仅他一人，所以报告与讨论在我们两人间进行得非常充分和透彻。我们很好地掌握了欧美新发展的研究工作的思想与方法，再结合在研究生阶段曾认真学习的法国学派的经典理论，下了一番功夫进行分析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难，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以往由法国著名数学家伐利隆与英国专家卡尔特莱梯获得的重要定理，我们将其适用范围扩大了很多，撰写与发表了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

由于获得了优秀的成果，这个课题的研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然而我们依然坚持不懈地在这方面下功夫，深入分析，反复揣摩，终于发现我们的方法还可以获得更加突出的崭新结果。该结果在函数值分布论的两大领域：模分布论与辐角分布论的基本对象间建立了直接与简单明了的联系，从而为国际上同行专家十分关注与高度评价。

1974年秋天，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函数论专家奥福特教授访华时认为该结果是“惊人”的，返英后，在伦敦地区的函数论讨论班上进行介绍。1976年春天，包含九位著名专家的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访华，国内做了精心准备，向代表团作了六十余个学术演讲，在该代表团后来发表的专著与论文中十分突出地将我们的研究与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评为“国际一流”的，并说我们的研究成果“既深刻又新颖”，是“十分杰出”的。几十年间，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为百科全书、专著、论文广泛引用。

十年浩劫是我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特殊时期，陈景润与我们的成果仅在中国科学院里产生看来并非出于偶然。

拨乱反正

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受中央委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当时，他们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了解科研战线真实情况，摸清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他们撰写了“汇报提纲”，成为科技界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献。然而，“四人帮”窃据着重要地位，把握着舆论阵地，他们丧心病狂地对“拨乱反正”的举措进行阻挠与抵制，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对胡耀邦、李昌大肆批判，对科研工作大加鞭挞。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中央委派方毅来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方毅召开座谈会，肯定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工作的积极性，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十年浩劫期间破坏知识分子政策的种种谬论与错误做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许多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在十年浩劫中受到冲击与迫害，有些甚至悲惨地去世，如著名科学家赵九章、熊庆来等，中国科学院为他们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与历史功绩，赞扬了他们以往在研究工作与培养人才上的贡献与作用。

为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中国科学院获得中央批准，率先恢复了学术职称，并对一些作出优秀科研成果的学者晋升其学术职称。例如，1977年10月陈景润由助理研究员越级晋升为研究员，我与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越级晋升为副研究员。1979年1月，我们两人又进一步晋升为研究员。国家为了让我们安心从事研究工作，还按月发放科研津贴。

1978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研究生的招考与培养。当时，数学所准备招收30名研究生，结果报考的人员超过了1500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设立学位制度，中国科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数学学科评议组里，中国科学院的成员约占了一半。

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开始恢复与不断发展。1978年4月，我与张广厚应邀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分析会议，并顺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校，成为十年浩劫后学者个人出访的首例。这次出访就是由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的，并获得了圆满成功。

1980年，中国科学院的各学部恢复了活动，增选了一批新的学部委员。次年5月，召开了学部大会，会上我们许多学部委员签名，倡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卢嘉锡院长兼任主任，我忝列为委员，参加工作。1987年，该委员会独立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主要支持机构。

改革开放与知识创新工程

中国科学院从成立开始，努力贯彻“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针，以我国各门学科与高新技术的国家队为奋斗目标，在我国科技发展与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然而，在早期的三十年间，封闭、孤立、缺乏朝气、论资排辈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1978年，我与张广厚应邀赴瑞士与英国参加学术会议与访问。1979年我们又应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与普渡大学访问了一学年，期间，我还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密西根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等十所院校作学术演讲，参观交流，有很深的感受。

每所大学的数学系都是由教授，尤其是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大牌教授，发挥主要作用。行政人员极少，一般作为秘书使用。一些名牌大学，都有相当数量的访问人员，来自世界各地。学术与研究气氛非常浓郁，学术交流十分活跃，讨论班与演讲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不断。名校对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育十分重视，开设较多的课程，打下较为广博的基础。研究生期间，受到从事研究工作的完整训练。刚获得博士学位，不能留在原校任教，必须在研究工作中有出色表现，才能受聘永久岗位。即使是终身教授，很多也不断流动。

1980年，访美回京，我们向钱三强副院长汇报了美国大学的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钱副院长深表赞许，并拟安排全院会议进行报告。以后，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一学年、哈佛大学访问一学期，并到许多大学作学术演讲，再次感受到美国学术机构的这些特点。现在，这些情况虽然为我国科技界普遍了解，对比国内科研院所与大学，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1985年，王元与我在主持数学所的工作时，提出将数学所办成开放型研究所，即在研究工作、学术交流、培养人才等方面实施开放、流动的方针，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克服我们的一些弊病。周光召对此大力支持，并要求理论物理所也和数学所一样，成为开放型研究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数学所在开放型办所的试验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然而，当时我国迅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以数学所为例，经费仅能用来维持员工很低的薪酬和图书馆专业书刊的订阅，几乎再无剩余。当时社会上私营公司与企业已大量出现，待遇优厚。即便是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也远高于研究员与优秀博士，长此以往势难稳定与吸引青年才俊从事基础研究。所里亦无经费支持研究工作与国内外学术交流。

1998年，以路甬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计划，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首先要求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和计算数学所整合改革，建成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在整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凝练了研究方向，使其更为集中与符合学术发展的潮流。四个研究所完全成了学术单元，将组织管理工作放到研究院的层面上。一批创新力强、年轻优秀的研究人员获得重点支持，研究生教育得以加强。行政处室作了大幅度的减少，二线人员精干化了。实行基本工资、岗位津贴与绩效津贴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较大地提高了科研人员与研究生的待遇。园区建设改变了环境的面貌，学术与创新文化的气氛大大增强。总之，知识创新工程使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青年人才的培养与学术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