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看，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时，社会矛盾是最尖锐的，处于社会事件的频发期，被称为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迈过这道坎，国家发展将进入新的稳定期；跨不过这道坎，有可能在陷阱中打转，甚至倒退若干年。“陷阱”产生的主要诱因是：在这个时期，社会成员的身份正在被财富、价值观、居住社区、身份认同等重新定位。一方面，社会成员的期望很高，有强烈的发展（致富）动力；另一方面，当社会成员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时，往往不认为是个人能力问题，而归咎为社会环境和体制因素。所以，在这个阶段的社会成员的满意度处于谷底，“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利益纠葛，并由此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既有上述特点，又具有非常的特殊性。最近10年是信息高速传播时代，整个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状态。信息化使得无比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了迅速膨胀、蔓延乃至全民化的渠道，导致社会稳定的可控性迅速降低。非常复杂的互联网信息传导机制，形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虚拟世界。在解决和处理矛盾问题时，需要从对因果关系的线性思考，转移到寻求理解要素之间联合与互动的复杂思考。本质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不再适用，产生了“越维越不稳”和“坐在火山口上”的现象。

一、网络型社会治理结构的四个特点

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国政府现在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认为属于简单范式。简单社会治理范式有三个特点：基于工业时代的科层化组织结构、一体化的职能作用和指令化的控制机制。由于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信息化的高速传播，现行的简单社会治理范式正在面临挑战。社会治理结构需要从金字塔型（科层制）的简单范式向网络结构型的复杂范式转变，政府需要有管理复杂社会的能力。

（一）社会治理结构扁平化的挑战

“扁平化结构”是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提出的概念。德鲁克在研究美国福特公司和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组织结构时发现：这两个组织中的若干中层机构，只有信息传递功能，没有决策功能，而且随着传递层次的增加，信息传递效率会递减，如果技术手段能够解决信息传递功能，凡是没有决策功能的组织层次可以删除。德鲁克的“扁平化结构”思想影响了企业管理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成为20世纪组织变革的推动力之一。

随着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逐渐呈现出扁平化特征，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呈现分散化和均等化趋势，权力距离缩短，对权力的诉求逐渐上移。在科层制治理结构中，处在金字塔底部的社会成员，需要逐层向上反映自己对权力的诉求；在网络结构中，处于网络边缘的社会成员，总是寻找最短的路径，直接向网络中心节点反映自己对权力的诉求。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这个挑战的表现为：直接向中央上访的人员越来越多。

（二）水平化决策的挑战

当传统的科层金字塔正在演变为“上下”和“左右”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化结构时，这种结构性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决策形式和决策过程。权力分散化带来了多中心格局，在科层制的治理结构中，“上下”之间的互动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互动可以忽略；在网络型的治理结构中，“左右”之间的互动和“上下”之间的互动一样重要。权力均等化趋势正在催生多层级自主性，垂直的集中决策已不足以应对人们之间的水平互动，单纯的命令开始让位于决策的商议过程。

（三）提升协同水平的挑战

网络结构中各成员存在正向的互相激励，也存在负向的互相挚肘。在国家治理涉及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需要吸纳了各种力量的参与和贡献，无法进行全面而直接的控制，需要通过社会成员的协作提升协同水平。只有网络成员之间互相依赖增强，不断适应动态变化间接控制的挑战，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达到了空前高度，才能解决复杂矛盾。

（四）跨越疆界的挑战

全球化发展解除了许多原有的市场壁垒，信息网络的兴起悄然摧毁了社会成员之间许多固有的疆界，这意味着一个跨疆界时代的到来。“市场跨疆界运行、经济跨疆界发展、社会跨疆界合作、文化跨疆界传播”成为普遍的“跨界”现象。社会治理中的“跨界”主要体现在：围观、评论、监督的广泛性，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不仅利益相关者关注，利益不相关者也会广泛关注。所以网络上流行“围观改变中国”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