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治理中的双向互动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仕绅阶层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有人星夜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透过现象看本质，说明了传统社会中“庙堂”和“江湖”之间，存在信息、见识、财富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是传统社会“基层”稳定的基石。

在工业化的科层制的治理结构中，“归故里”这种机制已经不存在，人才、知识、财富只是单向的向上流动，伴随着这种“向上”流动，基层的“矛盾”也向上流动，只能通过维稳来解决。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可以催生一种新型的“双向互动”，恰好能把“信息化”带来的挑战，变成新型的社会治理机制。

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机制已经初现端倪：国家领导人直接和网民对话；职能部门开通政务微博；社会公共政策征求网络意见；通过网络对焦点事件进行监督等等。总之，基于复杂范式的社会治理，应该以网络化结构为组织运转基础，重视对环境的适应性功能，通过分权化和学习进程进行协作，采用创造性的方法和创新型路径进行协同，去克服异常冲突和综合性矛盾。

上述网络型社会的治理结构只是自发的，并没有严密的顶层设计。稳妥起见，可以选择一些领域或地方进行试验。基层事务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民众如何组织协调、体制内外如何相处、大的理念和政策如何落实，都可以在其中得到逐步实践。

如果要构建一个良性社会治理秩序，在信息时代的丰裕知识背景下，面对的复杂问题，无论显性或隐性 ，“多中心治理、多层级治理、多维度治理”社会治理结构的设计将是未来必由的道路。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