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秩序的恢復與重建【2】

二、三次秩序重建中的價值觀念變遷

那麼，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形態才是成功重建社會秩序所必需的呢？要理解這個問題，需要對中國已經完成的三次社會秩序的重建逐一地進行分析。

第一次社會秩序的重建是中國奴隸制社會秩序的崩潰走向封建社會秩序重建的過程。在這次社會秩序的重建過程中，社會價值觀形態的變化呈現出由“多元”向“一元”的發展趨勢。一方面，原來的社會中統一的天道觀念隨著天子權威的日益衰落而崩潰瓦解﹔另一方面則是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層出不窮，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社會思潮，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為代表的先秦思想學說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價值觀念。在價值觀出現“多元化”的背景下，呈現出“春秋無義戰”的混亂局面。而其后在戰國248年的時間中，有史可查的大小戰爭發生了多達222次，其慘烈程度遠超春秋時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下》）。在秦漢帝國交替之際，雖然戰爭明顯減少，社會動蕩趨於緩和，甚至出現了“文景之治”這樣短暫的平穩局面，但是從大的歷史維度來看，整個社會秩序仍然處於“亂”的運行狀態之下，並未達致社會的良性運行狀態。例如，在漢景帝時期便出現了規模巨大的“七國之亂”，中央政權中關於對道和儒之間的爭論也並未停息。這種局面最后終結於漢武帝時期。從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開始，漢武帝通過多項政策措施，自上而下進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統治思想轉型，代表著“一元”社會價值觀的初步形成，在其后的一段時間內，西漢王朝的國力逐漸達到頂峰，社會秩序完成了由“亂”到“治”的社會狀態的轉變，儒家思想逐步自上而下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封建社會秩序重建成功。在其后的兩千多年裡，“以古文經為代表的傳統儒學就在意識形態領域取得了統治地位，並成為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和合法性依據，雖然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演變，但其基本精神和特點並沒有改變，依然被封建統治者奉為圭臬”，﹝9﹞中國封建王朝歷代關於社會秩序治亂的期待，均囿於儒家思想體系，以儒學為核心的“一元”價值觀念一直保持著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統治，中國社會維持了長達兩千余年的“超穩定性系統”。

以辛亥革命為標志的第二次社會秩序的重建，是一次失敗的社會秩序重建，整個社會並未實現由“亂”到“治”的社會變遷，而是充斥著戰爭和混亂。這一次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可以以1911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封建社會秩序的崩壞，第二階段則是資產階級秩序的重建。在第一階段內，中國的傳統社會秩序開始解體，國家逐漸墮入一種無序的狀態。自1840年開始，中華大地充斥戰爭、天災和飢荒。清政府的貧弱和腐敗使得人民基本生活都無法得到保障。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而有系統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生飢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10﹞以1895—1990年間的直隸省為例，這五年間直隸省先后遭遇水旱災害，由於救災不力，造成了大面積的流民。“地方凋敝已極，民生困苦異常，逃亡者十六，存者不過三四爾。而三四之中，飢寒而死者有之，果於魚腹者有之”。﹝11﹞類似描述普遍出現在相關的縣志之中。

與此同時，傳統封建社會的“一元”價值結構開始解體，從頂層的國家精英到底層的一般民眾都出現了期待的分歧性。例如，當時在如何應對外國侵略的問題上，清政府內部便存在多種看法。以大學士倭仁為首的一批官員認為“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貴在人心”，﹝12﹞認為堅持中國傳統文化，就可以強國圖存。以奕言斤為代表的官員群體則提出“我朝處數千年來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危弱而終無以自強”，﹝13﹞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14﹞在民間也誕生了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變法思潮，他們提出變法的主張，“希望以變求通，通過制度的變革強國富民，醫治民族的沉疴”。﹝15﹞這些對救國圖存的道路爭論，充分體現出社會各階層對於國家未來的意見分歧，而背后的原因正是由於西方文化的輸入打破了中國原有的文化體系，使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結構發生了改變。中國國民的價值觀由原來的一元結構逐漸向多元的價值觀念轉化。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被終結，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階級構成上除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開始登上歷史舞台。而這一次資產階級領導的社會秩序重建並未成功。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從1911年到1949年，軍閥紛爭，內戰不斷，38年的時間內經歷了多個政府的交替變革，風氣混亂，貪官污吏橫行，社會秩序陷於混亂，重建無從談起。

這一時期價值觀的變遷可以按照時間的不同劃分為較為明顯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11—1937年），社會價值觀趨於多元，具體表現為西方資本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間的對立和分歧。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出現了大大小小300多個黨派和團體，﹝16﹞也發生了“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等事件，充分說明了當時民眾的社會價值觀出現了多元並存的結構。第二階段（1937—1945年），雖然由於全面抗日戰爭的影響使國家的社會秩序趨於惡化，但是社會價值觀卻呈現出“一元化”的趨勢。抗日救國成為普遍的國民認同，各個階級黨派組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進行抗日戰爭，展現了“一元化價值觀”產生的巨大社會力量和國家凝聚力。第三階段（1946—1949年），因為國共兩黨分別倡導的“共產主義思想”和“三民主義”在民眾中同時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所帶來的民眾對中國未來期待的尖銳對立，這一階段，價值觀表現出明顯的二元對立結構，隨之而來的就是內戰的爆發，並以共產黨的勝利而告終，也宣告了二元對立價值觀結構的終結。這一時期，雖然短暫的“一元”價值觀煥發了巨大的社會整合力量，但是缺乏安定平穩的宏觀環境，社會秩序的重建仍然是失敗的。

第三次社會秩序重建始於新中國成立后。在這次重建的過程中，我們是以蘇聯為榜樣，對蘇聯進行了全面而更為深刻的學習，正如毛澤東所說“蘇聯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17﹞這個學習幾乎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70年代末，中國的社會運行模式基本上是在對蘇式模式的借鑒下，結合中國國情的一條類蘇式道路。這是一次成功的秩序重建，國家迅速恢復了政治平穩和經濟秩序，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1953年到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平均達到了10.9%，﹝18﹞在隨后的時間內，雖然增速有所放緩，但是整體上保持了高於6%的年增長率，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實現了社會秩序的基本穩定。

在第三次秩序重建的過程中，社會的價值觀結構呈現出由“多元化”的結構向“一元化”的社會價值觀結構轉變的趨勢。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終於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也正是在這段時間，中國開始逐步破除舊的封建、半封建的價值觀念，確立社會主義新型價值觀念。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各族人民都有著盡快建立一個富強繁榮國家的強烈願望，形成了一元的“高度集體主義”的價值觀。﹝19﹞具體表現為黨和人民的意志高度統一，人民群眾的奉獻精神空前高漲。1956年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正如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所提出的，“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於全人類的利益”。﹝20﹞正是由中央提倡，人民群眾廣泛認同的“集體主義”社會價值觀，為政治和經濟的成功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社會運行整體上達到了“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狀態，仿蘇式社會主義秩序的重建宣告成功。

縱觀三次社會秩序重建的過程，社會價值觀在社會秩序重建的過程中展現出巨大的力量。正如梁漱溟曾指出的，古羅馬衰落的教訓——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神”，來支撐其偉大的局面，進而導致“人們精神無主，羅馬亦不能不衰矣”。﹝21﹞我國第一次和第三次秩序重建的成功，都需要社會價值觀呈現出“一元化”的形態，但僅僅有“一元化”的社會價值觀，缺乏相應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支撐，也無法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所以說，“一元化”形態的社會價值觀是實現社會秩序重建成功的必要條件。概而言之，沒有“一元化”形態的社會價值觀，社會秩序的重建必定不會成功﹔但是，有了“一元化”形態的社會價值觀，社會秩序的重建未必會成功。即：“一元化”形態的社會價值觀，是實現社會秩序重建成功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