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構【2】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框架下的文化交往

　　縱觀歷史，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也就是文化交往的發展史。任何一種文化若要走向成熟、走向現代，隻能通過更深層次的文化交往才能實現。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不僅洞悉了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更傳遞出一種對更加廣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的迫切期待。

　　1.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化意義

　　隨著中國的發展、世界影響力的增強，中國有資格也有能力對人類未來的發展作出自己的理解，並向世界傳遞這種理解。無論是親、誠、惠、容的新外交理念，還是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或是創設亞投行與絲路基金，都滲透出一種凝聚著濃厚中國韻味的觀念體系。這種強調以和為貴、休戚與共、互養相成的未來圖景，描述著一種多個命運主體相互糾纏的綜合形態，我們把它稱之為“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從全人類的高度上建構了一個最高目的。以此為基礎，中國其實已經擺脫了陳舊的全球化的制約，拓展了屬於自己的理論途徑，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全球化”，因而也確立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發出自己聲音的裡程碑。

　　事實上，原有的“全球化”概念雖然很常見，但它嚴格來說是對一種現象的描述。在任何領域，隻要是主體之間的聯系超越了單個政治國家的范疇，並逐漸發展到多個國家彼此互動的程度，都可以被稱為全球化。后來，我們討論全球化思維、全球化戰略、全球化意識等，都是依托於這一現象作出的理性發散。但是，“全球化”的目的是什麼呢？是全世界各國的共贏嗎？顯然不是。西方國家通過全球化獲得世界性市場，最終的目的還是自己國家的利益。即便是文化的全球化，它也要以商品的形式展現其價值，最終還是要還原為資本。這就存在一個諷刺，“全球化”的目的從來就不是“全球”的。從這個角度看，所謂“全球化”顯然不是一種價值建構，充其量是一種利益手段，因而“全球化”的價值缺位問題也是飽受詬病的。那麼，這種價值缺位由誰來負責呢？這就需要引出另一個概念——現代性。

　　論及“現代”，人們往往把它和先進的、科技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等意義聯系在一起。但在其原初含義上，“現代”只是指“所處時代的、新的、當前的”與“古的、老的、舊的”相反。“現代”是在時間序列中的某個階段，因而僅是一個時間性的概念。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時間上的先進性並不意味著事實上的先進性。“現代”不一定比“古代”更好，“現代人”也不一定比“古代人”更聰明，能力更強。唯一的優勢往往在於，現代人知道得更多，而這個優勢也是歷史賦予的。因而，“現代”之所以具有“先進性”等內涵，必須要有附加維度的支撐，而這個支撐有兩個方面：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啟蒙精神的弘揚。也隻有在這個前提下，“現代”才真正具有“現代意義”，才真正具有了“現代性”。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地理大發現”帶來全球各地區的廣泛聯系，但這種聯系並不能被稱為全球一體化，也未能生成我們當下語境中的諸多全球化問題。

　　一般研究認為，“現代性”的內核是“理性與秩序”，這兩個原則集中體現在經濟學中，以此影響著人類歷史。然而，誕生於啟蒙伊始的古典經濟學默認了這樣一個前提——理性人的最高目的是利己，秩序是維護這個目的的手段。以此建立起來的現代政治、市場體系，以及相應的文化形態主導了后續的人類歷史，孕育了資本主義，孕育了全球化，也要為全球化的價值遺失負責。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始終缺席“現代”與“現代性”概念的建構，它們一直以來都是西方世界的概念。在“現代”概念的生成史中，中國是作為“古代”的代表被邊緣化的。即便到了20世紀，中國從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中汲取現代社會的思想資源，但馬克思主義也是以批判西方世界的價值前提為基礎。幸運的是，恰恰由於從未染指建立於西方價值體系的“現代性”概念，中國卻因此具有了“升級”這一概念的資格與零成本。作為西方世界的“他者”，從最早的“古老、落后”，到后來的“否定、異端”，再到現在的“強大、值得尊重”，中國道路証明了，所謂“現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西方模式並非絕對標准。中國把“現代”變成了一個開放的概念，中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現代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核心是共同發展，且隻有“共同”才能發展。這個核心是陳舊的全球化的反題。所以說，中國不僅從未切近西方“現代性”背后的價值訴求，反而不斷地在挑戰“現代性”的權威，直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的提出，用一種全新的價值理念徹底顛覆了“利己”的現代性價值基礎，從而建構了一個全新的全球化圖景。因而，也隻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體系中，“全球化”才具有真正的意義，才徹底糾正了由西方世界主導的價值訴求。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道路值得全世界的尊重與贊譽。

　　2.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文化交往環境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文化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環。雖然從表面上看，這種共同體的形成依賴於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在一些重大原則與戰略決策上，也主要表現為國家主體的行為。但是，隻有當這種交往達到文化的高度時，“命運”的本意才能得到凸顯，這種共同體背后的價值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交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范疇。在馬克思的話語中，交往是涵蓋一切社會關系的最為廣泛的概念，他指出，“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這其中，物質生產性的交往是其中的基礎，而文化的交往則是其附加形態。然而，無論是生產性交往，還是文化交往，它們都通過相同的方式推動了世界歷史的發展，奠定了各個國家的世界意識。正如馬克思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而且這種“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

　　作為世界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子課題，“文化交往”走向完善的必要條件正是擁抱世界歷史，構建世界意識。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討論文化交往及其發展，但他在討論個人發展的過程中，表明了類似的內在邏輯。一方面，馬克思指出地方性的人（文化）的局限，“超越地方的局限性還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決定於世界交往的發展，決定於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區在這種交往中所處的地位”。另一方面，他還指個體（文化）的發展與世界歷史進程的關系，即“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也隻有世界歷史的語境下，人（文化）“……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總的來說，文化的交往隻有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才能揚棄狹隘與片面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從而被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所代替。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語境下，世界歷史的真正普遍（世界意識）正在成為一種現實。那麼，與這一進程相適宜的逐步深入的文化交往，既是無法回避的，也是充滿機遇的。在此基礎上，文化的交往將真正揚棄“沖突”這一傳統的設定，因為文化沖突在一個以“融合”為目的的發展模式下是沒有市場的。而這一轉變，恰恰還原了文化之間的平等地位——畢竟文化與文化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沖突，最多也就是“一種文化中一個部分”與“另一種文化中的一部分”相沖突而已，這是文化多元發展的正常體征，即便在同一種文化系統中，不同部分之間相互沖突的情況也多有出現，不足為奇。在既有的文化沖突體系中，大多數沖突其實是被制造出來的，這其中或有政治目的，或有經濟目的，而文化無奈成為被綁架的對象。所以說，在一個以人類共同價值為目的的命運共同體之中，文化交往的最后障礙將不復存在，這也是對於文化交往得以順暢發展的最大意義。

　　3.中國在多元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交往的框架下，中國的文化身份是需要被明確的。然而，作為一種國家人格，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身份是兩回事。前者是一種確定的事實，后者則是一種交往形象。從歷史上看，中國的文化是與西方社會相對立的，因而中國文化往往是以西方文化的“他者”身份出現的。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語境下，我們將“他者”詮釋出了新的內涵。

　　第一，作為交往的主要對象，我們必須分析西方世界與生俱來的文化自信的根源。西方世界認為現代性的歷史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是同步的，繼而妄稱兩者為一體，並將其自身的政治欲求與價值指涉強加於現代性之上，以此規定了人類社會的最佳形態，用福山的話說，就是“歷史的終結”。而這個最佳形態，也是其自我意識無限膨脹的形象化規定。有意思的是，他們卻不願談起這個最佳形態究竟是什麼，甚至不願給它一個名稱。他們只是描述它的一些特征，或是理性的，或是秩序的，或是民主的，或是自由的。然而，這些抽象描述的每一個要素都需要在極端完美的詮釋之中才是符合事實的，即使這些事實被規定在目不可及的彼岸。黑格爾描述這種狀態為“無論它在哪裡尋找本質，都將毫無所獲，因為本質恰恰是一個不可能被找到的彼岸世界，被認作不能找到的東西”。因而，他稱這種狀態為“哀怨意識”。在這個過程中，被膨脹的自信淹沒的是其文明的瑕疵，以及對膨脹主體之“他者”的無法容忍。

　　第二，作為自我身份的建構，中國扮演著西方世界的“他者”。中國的存在為世界提供了一種特殊的路徑選擇，塑造了一個西方世界隻願觀賞卻不願接受的圖景。可悲的是，作為一種文化上的比照，西方世界始終不願接受中國發展的事實——西方世界寧願將上帝印在鈔票上，也不願接受這個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憧憬共產主義﹔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危險的，必須加以遏制。事實上，在20世界早期，羅伯特·羅素出於哲學家的自覺看到了這種自我膨脹的危險，他認為“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我們的文明中有那麼一些瑕疵，而俄國與中國的情況則使我相信這兩個國家能使我們分清對錯”。 但這種啟蒙意味濃厚的自我批判，並未被西方廣泛地接受。而在20世紀末達到巔峰的“中國威脅論”，則是對自我批判的異化形式——西方世界不願去認識真實的中國，不願去照面真實的“他者”，而寧可去相信一個抽象的自我建構，從而將其中的積極意義葬送在虛妄中。其實，他們虛構的這個中國，無外乎是自身的鏡像而已。

　　第三，在歷史上，資本主義也是誕生於對當時歷史狀況的反思與批判，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是它進步與積極的一面，因而也獲得了走上歷史舞台的合法依據。然而，資本主義在它出生的地方建造了自己的墳墓，它在喪心病狂的資本掠奪與強佔市場中失去了自我革命的能力。在文化上，西方世界以其特有的方式訴說著自己的歷史，描繪著自己的形象，就像道林·格雷一樣不遺余力地維護著自己完美的形象，隱藏起畫面背后的罪惡與脆弱。

　　在當今時代中，中國作為西方世界的“他者”，是后者不願理解與不能理解的。中國道路的日漸清晰與文化自覺撕碎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遮羞布，這塊遮羞布是后者自我意識的精粹，是西方現代社會全部想象的唯一內核。中國道路是一個政治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立足於獨特的政治組織形式與意識形態理論的社會發展模式是它與眾不同的根本。然而，對於“發展”的評價體系並不是中國自己規定的。這一事實客觀而公正地繪制了中國道路飽滿而熱切的底色。同時，這種文化身份的明晰，奠定了中國在文化交往中保持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基礎。而中國道路作為一套日漸成熟的發展模式，為人類世界的未來景觀提供了新的可能，為現代社會的發展取向建構了新的闡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