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般轉移支付與邊疆省（區）公共服務供給【2】

三、數據、模型與統計

（一）數據來源與估計模型

本文數據全部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等。被解釋變量是公共服務支出規模，解釋變量是中央一般轉移支付，控制變量有地區財政赤字、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人口密度。對數據全部取對數，並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發現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不存在單位根。現實經驗表明，邊疆地區的省（區）情不同，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也有較大差異。統計檢驗也証實，模型存在個體固定效應，故主要採取穩健標准誤條件下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採用LSDV估計模型個體異質性。

依循理論假設，在模型1中隻納入“中央一般轉移支付”，在模型2中增加“地區財政赤字”和“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在模型3中增加“人口密度”，在模型4檢驗是否存在地區固定效應。而地區發展和民生指數（DLI）是國家統計學會編制的衡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質量的綜合性指標，包括經濟增長、結構優化、發展質量、收入分配、生活質量、勞動就業、社會發展、生態建設、科技創新、公眾評價等維度，能減少模型內生性偏差。

（二）統計分析

模型1顯示（表1），中央一般轉移支付每增加1%，邊疆地區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顯著提升0.056%（p＜0.01）。但是在模型2中控制地區財政收支水平和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后，中央一般轉移支付促進邊疆公共服務供給的政策效果減弱了53.19%，政策作用下降到0.0264%（p＜0.01），說明邊疆財政收支盈余水平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質量，可以有效促進本地公共服務供給，二者幾乎導致原中央一般轉移支付的政策效果降低一半以上。具言之，邊疆省區財政赤字每減少1%，地區公共服務供給規模將顯著增加0.39%（p＜0.01）﹔邊疆地區發展和民生指數每增加1%，地區公共服務供給規模將顯著增加0.62%（p＜0.01）。在模型3中納入“人口密度”后，發現中央一般轉移支付促進公共服務供給的政策效果並不顯著（p＞0.05），其政策作用被進一步削弱，中央一般轉移支付促進公共服務的政策系數降低到0.0126%。統計顯示，邊疆省區人口密度能有效影響地區公共服務供給規模，人口密度每增加1%，邊疆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提升2.6%（p＜0.1），人口密度是影響邊疆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最大的內部因素。說明人口密度區作為反映公眾需求和公共服務邊際消費成本的指標，在需求側方面有加速提升本地公共服務供給規模的政策作用，不僅導致中央一般轉移支付促進公共服務供給的政策效果不顯著，而且導致轉移支付促進公共服務供給的政策作用下降了約52%的水平。模型4顯示，以內蒙古為參照，遼寧、吉林、黑龍江、雲南、廣西、甘肅等6省（區）情與本地公共服務供給規模負相關（p＜0.1），西藏和新疆區域性特征與本地公共服務供給正相關（p＜0.1），說明西藏和新疆是特殊地域和特殊人群的交匯地，自身的區域性因素和民族宗教因素影響著本地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數據揭示，邊疆公共服務供給規模的增長主要來自五個方面：一是中央一般轉移支付，二是地區財政收支結構，三是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四是人口密度，五是邊疆省區的特殊省（區）情，即區域性因素。假設H1到H5均得到不同假設條件的檢驗。

從組內模型擬合優度看，模型4到模型1的估計量對組內模型的擬合優度依次降低，其中模型4的中央一般轉移支付、地區財政赤字、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人口密度和邊疆特殊的省（區）情有效解釋了邊疆公共服務供給規模約44%的變異量。從復合擾動項的方差信息看，模型3的政策效應最為可靠。在最后一個模型中，雖然邊疆公共服務供給規模變異量的56%來自其他因素，但是這種政策影響幅度主要受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的變動的影響，即來源9個邊疆各自特殊省（區）情的變化。數據揭示，邊疆區域性因素和民族宗教因素對邊疆公共服務供給規模有重要影響，這些因素因無法用單一指標或可觀察的變量進行測量，導致中央一般轉移支付、地區財政收支結構、地區發展和民生水平和人口密度僅解釋了邊疆公共服務規模33%的變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