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照搬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是行不通的【2】

西方主流理論難以解釋成功經濟體的發展實踐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更是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所無法解釋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同於蘇東國家採取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激進式“休克療法”，中國不搞全盤私有化，不搞缺乏政府宏觀調控的過度市場化，不搞沒有資本賬戶管制的盲目自由化，形成並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就在於中國從實際出發，找到了一條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道路，形成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在持續深化改革中不斷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實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回首30多年，正是當時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目標和路徑，使得中國實現了經濟穩定快速發展。

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在堅持發揮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也是中國道路、中國方案對構建真正屬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濟學的重大貢獻。

發展中國家轉型和發展現象需要新解釋

為何中國發展如此成功，有些國家卻發展緩慢甚至出現倒退？依據筆者多年的經驗觀察，認為關鍵之處在於發展中國家在轉型和發展中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理論，而要用適合自己的理論解釋和指導實踐。

在發展中國家，通常是資本比較稀缺，但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因而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在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更有利於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國家要提高收入水平，應當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發展各種產業，從而最大地創造剩余和最快地進行資本積累，以改善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本國經濟發展水平。

產業的發展與轉型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法律、金融等制度安排，必須和產業發展的結構、規模和風險特性相適應，才有可能發揮比較優勢，從而形成國家競爭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若要使其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除了發揮要素生產成本的優勢外，必須降低交易成本。這就需要根據各種產業的資本需求量和風險，以及規模經濟和市場范圍的特性，為其發展提供相適應的金融、法律和基礎設施。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能夠最大地創造剩余和最快地積累資本，但前提是存在能夠准確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有效市場”，以及使制度環境和基礎設施能夠隨著資本的積累、比較優勢的變化和產業的升級進行相應完善的“有為政府”。建立“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並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經濟健康發展和成功轉型的制度前提。

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指導發展中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在結構主義倡導的進口替代趕超戰略下，發展中國家政府要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但這不符合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的現實。因而，此類產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企業家不會自發投資，隻有依靠政府給予各種保護補貼才能發展。這樣的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必然走向失敗。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則在於對政府失靈的原因缺乏正確的認識，用“看不見的手”片面否定以致取消“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發展中國家存在於市場中的各種扭曲，實際上是因政府保護趕超戰略下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而出現的。由於受保護的大企業通常是國民經濟和國防安全的基礎，如果取消所有保護補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必將倒閉，引發大量的失業和社會政治動蕩。為避免社會動蕩和國防安全的需要，轉型中國家的政府在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中，取消了原有的保護補貼之后，又引進各種新的、隱蔽的保護補貼，其效率往往比原來的保護補貼更低。

違背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為什麼會成功？主要是因為：這一改革方式對原來優先發展的缺乏自生能力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部門給予轉型期保護，有效維護了經濟和社會穩定﹔同時，政府放開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准入，並因勢利導促其發展，使經濟得以保持可持續增長。而符合比較優勢部門的快速增長積累了資本，使原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獲得自生能力，轉型期的各種保護補貼隨之減少直至取消。比較優勢部門的發展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使得一些並非國防安全和民生所必須、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破產后失業人員再就業成為可能，避免了社會動蕩，為經濟轉型贏得了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摘自《求是》2016年第20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