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債台高筑給世界帶來什麼【2】

美國債務滾雪球式增長給世界帶來巨大風險

陳鳳英

美國政府的債務問題由來已久，寅吃卯糧已經成為常態。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債務問題日益嚴重，目前債務規模已上升到近20萬億美元。美國的總債務規模更是驚人，已經攀升到約6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國內生產總值）的357%。按照總債務規模計算，美國人均負債高達20.5萬美元。今天的美國經濟已經陷入“借新還舊”的債務泥潭而不能自拔，未來債務攀升勢頭仍然難以緩解。

新當選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后將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債務問題。據分析，特朗普經濟新政的核心將集中體現為“減稅+基建+加息”。減稅和基建將增加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而加息將加大還債成本，這一財政擴張與貨幣收緊的政策組合存在嚴重的矛盾與沖突，結果難免使債務負擔呈現滾雪球式增長。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政府債務總額在2011年和2013年曾兩度逼近法定債務上限。去年11月10日，離美國政府關門最后期限僅剩幾個小時，美國參議院才通過了未來兩年政府財政預算法案，再次提高政府債務上限。然而一年后，美國政府債務又突破了新的上限。特朗普將不得不游說美國國會繼續提高債務上限。美國設定國債上限的做法始於1917年，至今已100多次提高債務上限。如果美國拿不出解決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問題的方案，那麼，美國債務違約的風險依然會周而復始地出現。美國政府債務猶如一個踏上不歸路的“癮君子”，可能永遠也償還不清。

縱觀二戰后美國政府債務史，債務上升最快的有這樣幾個時期：一是裡根執政時期（1981年—1989年），美國債務規模連年擴大，美國由債權國變成債務大國。二是小布什執政時期（2001年—2009年），由於“反恐戰爭”支出及政府大幅減稅，美國政府債務不斷膨脹，財政連年赤字。三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債務以不可持續的方式擴大。為拯救華爾街和擺脫經濟大衰退，美聯儲開足馬力印鈔，奧巴馬大幅舉債刺激經濟，政府財政赤字節節攀升。2013年至2015年財政赤字雖有所回落，但2016年再次反彈。然而，即使這樣大舉借債，美國經濟復蘇依然乏力。在2008年至2016年間，美國名義GDP累計增長僅為25%，政府債務卻增加了1倍。這不得不令人對美國未來償債能力和經濟增長前景持懷疑態度。

無疑，美國政府債務狀況不可持續。即使在當下史無前例的低利率情況下，付息負擔也已耗盡美國財政預算，嚴重擠壓其他必需開支。這也是美國經濟至今遲遲難以強勁復蘇的原因之一。據美國財政部統計，2008年—2014年，美國名義GDP增量幾乎被同期支付的利息全部吞噬。更何況還要歸還到期債務。隨著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加之美聯儲恢復加息周期，美國政府付息壓力將加大，債務狀況將持續惡化。特朗普執政后如果大手筆減稅、大舉投資基礎設施，政府債務就會如滾雪球般增加。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到本世紀中葉美國政府債務佔比將升至GDP的141%，遠超此前任何一個時代。

解決債務問題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實現經濟高增長，做大GDP蛋糕，縮小債務佔比﹔二是提高通脹率以及推動貨幣貶值，稀釋債務負擔，讓債權人承擔損失﹔三是債務違約，讓債權人顆粒無收。

從第一個渠道看，美國歷史上成功減債發生於二戰后的“黃金發展期”。當時，經濟持續高增長，同時伴隨高通脹，美國隻用10年時間就讓債務佔GDP之比由1946年的近120%降到1956年的約60%。今天，美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達到106%，但經濟狀況已今非昔比，潛在增長率明顯下移，靠高增長解決債務的道路困難重重。

從第二個渠道看，目前全球需求低迷、產能過剩、大宗商品價格跌落，全球無通脹壓力，美國通脹率也持續走低。所以，靠高通脹稀釋債務這條路近期看並無可能。但是，未來靠這個渠道減債的可能性極大。美國政府債務的32%由海外債權者持有，美國很可能通過借新還舊或貨幣貶值制造出通脹，最終減緩債務壓力。

從第三個渠道看，債務違約往往發生於破產國家或極端事件。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幾乎不可能走這條路，但其債務違約風險足以令世界各國不寒而栗。

后兩個渠道無論選哪個，都是對外轉嫁危機和輸出經濟風險。如果美國採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全球通脹和新的資產泡沫，將加劇全球財富分配不公，並可能通過債務與流動性傳導形成新的危機鏈，誘發新一輪國際金融危機。故此，海外債權者需要高度關注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對美國經濟和債務的影響，以及美聯儲未來貨幣政策走向可能對美國債券市場的影響，加強預判，及時應對。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常務副秘書長）

美國發燒 日本感冒

造成日本深陷債務泥潭的美國因素

劉軍紅

日本政府的債務水平在發達國家中最高，政府債務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240%。主要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對日本國債的評級，對其評定的等級甚至不及意大利。這與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很不相稱。二戰后，日本經濟經歷了三次波動，每一次都與美國政府債務及其應對策略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正是這些波動導致日本政府陷入債務泥潭。

二戰后的日本政府債務原本受1947年《財政法》的嚴格制約。該法律明確規定，“國家的歲出，必須以公債和國家借款以外的歲入為財源”，否定了通過發行公債、發起國家借款等方式搞赤字財政。正是在這一法律的限制下，日本政府債務規模佔GDP的比重在發達國家中屬於較低水平。上世紀70年代，美國尼克鬆總統執政后，為了改變美國貿易收支赤字結構、讓西方世界分擔戰爭給美國帶來的高額負債以及利用匯率變動懲治競爭對手，終止了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固定兌換比率，結束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劇烈動蕩。這也打破了1949年以來美國設定的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貿易立國的優勢被美國政府直接瓦解。不僅如此，美國認為高速增長后的日本儲蓄過剩、投資不足，造成了美國經常收支赤字化結構，於是不再允許日本搭便車，日元匯率制度被迫走“獨立的自由浮動制”道路，從此日元步入漫長的升值軌道。與此同時，石油危機導致日本資源進口成本陡升，與西方國家一道陷入戰后最嚴重的經濟滯脹危機。日本政府為了確保制造業出口的競爭力，繞過《財政法》推出“例外措施”，發行“特例公債”，從此走上了債務擴張的道路。但由於那時日本並沒有全盤採用與美歐國家類似的擴張型政策組合，其財政仍能維持健全結構。

日本政府債務膨脹始於上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快速發展，其與美國的貿易摩擦逐步升級，出現了兩個標志性的時間節點。一是1984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赤字國﹔二是1985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對外淨債權國，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淨債務國。於是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美國強迫日元超常升值，並直接要求日本擴大內需，實施結構改革，全面構建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然而，日本的結構改革並未成功，同時擴大內需又成為政府推行財政赤字政策的借口，公共投資擴大、政府債務膨脹，擴張性財政引發了日本國內物價和資產價格飛漲，最終形成泡沫經濟，將日本經濟帶入了長期停滯期。

上世紀90年代之后，日美匯率博弈上升為爭奪國際貨幣主導權的競爭。日本政府大力打造強勢日元，推動日元急劇升值，最高時曾達到1美元兌換79.75日元的歷史記錄。然而，日元的走強最終還是在1995年被美國的“強勢美元政策”所反轉。日元匯率一升一降的過程不僅刺破了日本經濟泡沫，還釀成了罕見的日本金融危機。在此期間，日本經濟表現出實體經濟“三過”——債務過剩、設備過剩、雇佣過剩，以及金融領域“三低”——日元匯率跌入谷底、日經股指連破新低、國債收益率疲軟不堪。泡沫經濟的崩潰引發日本政局不穩，政黨政治迎來走馬燈般的“十年九相”。頻繁輪換的政府使財政紀律失去了約束，再加上日本人口結構老化、家庭儲蓄率下降、社保規模擴大、國債償還費用侵蝕財政預算等問題凸顯，進一步加大了政府債務負擔。

自此以后，日本政府債務有增無減。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日本產業外移、資金外逃、人才外流，國內投資不足、儲蓄難以積累，政府債務更是無從削減。安倍政府在安倍經濟學名義下給“擴張財政”冠以漂亮的學術名稱——靈活機動的財政政策，按照其政治意願隨意擱置國會通過的財稅一體化改革方案，將最后一段的消費稅率提高任務推遲至2019年10月。這意味著日本政府作出的到2020年實現基礎財政收支盈余的國際承諾將無法兌現，日本徹底陷入債務泥潭。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日本經濟很可能因此受到拖累。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日本國債市場出現異常變動，日本央行搞“指定價格購買”，確保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零的政策目標。這必將導致日本央行政策更加僵化，國債市場進一步扭曲，風險上升。三菱東京日聯銀行決定退回政府配發的承銷國債資格和配額，意味著大型商業銀行存在拋售國債的可能性。

未來，日本恐怕會重蹈美國覆轍，採取開放國債市場、擴大海外購買、對外轉嫁債務危機的政策。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