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推進供給側改革，發掘和釋放經濟新動能【2】

全面深化改革、著力進行創新，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實現改革目標的正確路徑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發生積極變化，這與供給側改革持續發力，有效引導和改善市場預期分不開。這種良好勢頭需要保持並擴大，讓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持續釋放，必須繼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著力進行創新。

就深化改革來說，張軍擴認為要著力處理好四方面關系。一是在改革的內容上，要處理好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改革的關系。既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進能夠充分釋放需求潛力的改革，這兩方面改革都是釋放中高速增長潛力所必須的。

二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結構優化調整的過程，是一個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什麼產能是過剩產能、什麼企業是僵尸企業，都不是能夠通過行政辦法簡單認定的，而是一個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共同作用的過程。政府工作的重點，主要應當放在嚴格執行環保、質量、安全標准，管好就業，管好系統性風險，其他的事情則應當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進方式上，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的關系。現階段強調頂層設計是必要的，同時也要鼓勵基層大膽試驗、大膽創新，否則可能使一些改革陷於爭論而裹足不前。同時，要容忍改革者犯錯誤，容忍改革失敗，為地方基層大膽試驗創造良好環境。

四是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處理好激勵和約束的關系。過去30多年來，對各級干部很強的激勵機制在促進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必須進行改革。但在改革中，需要處理好破與立、“堵后門”與“開前門”、約束和激勵的關系，以鼓勵真正干事創業的干部。隻有這樣，才能把大家的積極性真正調動起來，把改革推向深入。

就著力進行創新來說，李偉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壯大、做優、提升實體經濟，而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全方位創新，特別是要把科技創新置於核心位置。他說，推動創新，關鍵是要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

第一，要建立規范公平的競爭環境，增強企業創新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一要建立有力的市場監管制度。二要建立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三要打破不合理的壟斷格局。

第二，要改革創新體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贏得產業核心競爭優勢，推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突破制約經濟發展新動力形成的瓶頸，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第三，完善財稅和政績考核制度，使得各級政府把促進創新作為推動發展的根本動力，因地制宜地建設具有活力的區域創新體系。

第四，建立鼓勵創造性勞動的制度，使進行創造性工作的勞動者能夠獲得與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

李偉表示，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兩者共同發力，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培育增長新動力，既需要從供給側發力，也要在需求側為實體經濟成長創造市場機會。當前，為實體經濟發展開辟市場需求，至少可從三個方面發力。一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增大國內消費升級對產業升級的拉動作用。二要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增強中西部地區對國內產品的吸納能力。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步伐，不僅會為資本產品、也會為消費產品創造巨大的市場需求。三要積極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育和成長創造市場機會的途徑和方法。面對發達國家在這些領域的強大優勢，我們必須借鑒國際經驗，為這類產業培育市場需求、拓寬發展空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中國經濟下行已經持續六年多時間，現在正處在筑底過程中。如何發揮創新的引領作用，加快培育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打開經濟增長的新空間，這是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面臨的重大課題。

他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有效引導和改善市場預期，推動經濟運行發生多方面積極變化的同時，經濟企穩短期內還難以擺脫對投資的依賴。從需求層面看，投資依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但從過去幾年來看，投資效率在逐步下降。繼續依靠投資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在逐步收窄。如何擺脫這種局面，最關鍵的就要提高投資效率，創新是提高投資效率的根本途徑。供給側改革，從短期看，主要是以存量調整為主，即通過“三去一降一補”，把存量沉澱的生產要素解放出來﹔從中長期來看，則要注重培育新的增量，通過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水平，最根本的還是要依靠創新。

從國際經驗看，上世紀90年代末美國經濟擺脫困境，雖然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幫助美國經濟走出“滯脹”泥潭的還是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信息技術產品的摩爾定律，推動技術突飛猛進和廣泛的產業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失業與通貨膨脹相互替代的菲利普斯曲線，推動增長率和生產率雙增、通脹率和失業率雙降。

當前，在全球范圍內，盡管科技革命還沒有形成，主要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在下降，但是新技術正在加快孕育。誰能在科技創新方面佔據優勢，誰就能夠掌握發展的主動權。目前，創新在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和智能制造和機器人技術五個領域最為活躍。這些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引發新一波創新浪潮，帶來深刻技術變革，正在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帶來生產率的極大提升。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懷進鵬亦對信息技術變革帶來影響十分重視。他說，信息經濟、信息產業所帶動的核心產業、關聯產業和所形成的行業生態環境、周邊及上下游輻射效應，共同促使整個信息經濟成為社會發展的新動能。2014年，我國信息經濟佔GDP比重首次超過GDP的1/4。2015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18萬億元。信息經濟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強大保証。

懷進鵬表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主導力量是信息技術自身的發展。從存儲、感知、計算、相互融合走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時代，將會對整個生產、生活的發展帶來深刻影響。同時，數字化信息技術本身也進一步和制造業、生物技術、能源、材料技術結合，誕生了工業互聯網、能源互聯網、車聯網等新材料、新技術。信息技術仍然處於發展的爆發期，是引領變革的主導力量，也是需求導向的動力，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需要突出和加強的方面。

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辜勝阻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創新發展，要防止認識上的三大誤區：一是把供給和需求對立或者割裂開來﹔二是把供給側改革和西方的供求學派混為一談﹔三是認為供給側改革就是擴大供給或者淘汰過剩供給，這種理解是片面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短期來講，可能是“三去一降一補”，長期來講最重要的是創新驅動和全面深化改革。

辜勝阻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地主要依靠發揮三大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包括市場主體（企業家）、創新主體（科研創新人才）和改革的主體（官員）。這三大主體是三個“關鍵的少數”，如果沒有他們的積極性，供給側改革落地就很難。要改變企業家因為成本太高不能為、科技人員缺激勵不想為和干部不作為、不會為的局面。

同時，要用好“三大引擎”，保持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一是“中國制造2025”，也就是工業化和信息化“兩化”深度融合，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到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到中國品牌的轉變。二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是中國版的供給經濟學或供給側改革的偉大實踐。三是“一帶一路”，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優化經濟結構。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馬曉河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把握三個關鍵點：一是傳統增長動力正在衰退，要在短期內盡快形成新的增長動力。二是供給側改革需要培育新動力，為此要盡快構建體制機制的新引擎。三是新動力的形成需要改革做引擎，而改革引擎的形成則需要解放思想為依托。若無法形成共識，改革進程便會擱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像當年改革開放一樣，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這一轉折點的來臨需要全社會的努力。

他同時強調，供給側改革需要調動社會市場主體積極性，政府要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改革核心集中在五個方面：一是繼續減少、取消一批行政審批權事項，降低企業制度交易成本。二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放寬壟斷行業准入門檻，減少買方或賣方壟斷，減少買者和賣者的成本。三是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為社會減稅、減費，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福利最大化，使社會積極性最大化。四是提高基本社會保障水平，增加對窮人救助力度，為中低收入人群消除后顧之憂，為擴大社會消費注入新動力。五是重構科技創新新體制，為萬眾創新、產業升級再建新引擎。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從中國游客到日本搶購馬桶蓋事例說起，認為這一現象表明，世界工業化走到了一個關頭，中國工業化也走到一個關頭。30多年來，在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制造在面上的優勢已經得到充分發揮，但在點上不足，大部分產業沒有佔領世界技術的制高點。作為一個后發的工業國家，我們還有很多往上走的空間，這關乎經濟能否保持高增長。他說，下一輪高速增長，需要靠創新來推動，而這個創新，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在點上攀登產業技術高峰，在面上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這依賴於重大的技術變革。而這個高增長，對於一個成熟經濟體來說，平均2%的增長率就是一個理想狀態。他特別強調，破解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面臨困局時，產業文化是形成核心競爭力的最關鍵要素，相比資源、技術要素來說，學不來、買不來，也很難培育，必須高度重視。

在科技日報社常務副社長房漢廷看來，被忽略的、足以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信息技術革命第三浪潮已經來臨。當信息處理、信息傳輸和信息採集技術三浪合流之后，人類將迎來有史以來最大的創造性毀滅：信息不對稱不再存在，傳統金融業、貿易會被精准匹配的新業態取代﹔企業與公司這種經濟組織模式將被事件或項目取代，人與人的長板合作模式得以普遍實現﹔物聯網產生的客觀信用體系將極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使市場計劃可以充分實現，其爆發性成長正在顯現。如果中國能在物聯網這一浪潮中取得先機，就可以充分享受信息技術革命第三浪潮的豐碩成果，自然也可以引領中國經濟在未來5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重回高速增長的道路——隻不過新的高速增長，再不是要素驅動的增長，而是實實在在的創新驅動增長。

財政部研究室巡視員汪義達指出，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是相互關聯的，也是互動推進的。其核心是平衡各方面的關系，把握好力度和節奏，積極有序地推動。他就政府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進一步放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效益和效率。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要強化政策落實、落地的效果。

第二，促進要素合理有序流動和配置優化升級。一是要加快推進要素價格體制改革。二是提升人力資本，協同保護好企業和勞動者這一利益共同體，不斷提升產業競爭力。三是積極穩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對土地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提高利用效率。

第三，鼓勵創新驅動發展。要以企業為主體，將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抓好頂層設計和政策落實，實現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深度融合，真正營造出市場主體願意創新、能夠創新、實現創新的良好生態系統，激發市場主體的創造力和活力。

國務院國資委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彭建國強調，供給側改革的手段主要是靠創新，涉及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他認為，需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創新的文化。創新的觀念有三點，一是“沒有做不到，隻有想不到”﹔二是“沒有最好，隻有更好”﹔三是“沒有永恆，隻有萬變”。創新的思維有三個，一是“白日做夢”的非常規思維﹔二是“想入非非”的發展性思維﹔三是“一步登天”的跳躍思維。同時，還要在社會形成創新氛圍，尊重人才，承認知識的價格﹔尊重個性，承認特色的價值﹔尊重探險，承認失敗的價值。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表示，以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出發點。當前備受關注的“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並非改革本身。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任務和要實現的目標混淆，任務隻負責解決前進道路上的一些問題，並非要達到的彼岸，而彼岸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轉型。經濟轉型，本質上就是新舊動力的轉換。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新舊動力之間原本沒有一個涇渭分明的界限。也許我們可以更多地強調創新，但是實際上創新也離不開其他生產要素的配合。趙昌文指出，當前對於中國的創新，特別是企業創新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創新導向型經濟結構，對此，要把握三個重點：第一，當前我國生產性-非生產性活動收益報酬結構失衡，需建立創新導向型的社會報酬結構。第二，保持較強的企業縱向流動性，即小企業能夠成長為大企業以及大企業維持現有地位的能力，這是判斷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否為創新導向型經濟結構的重要指標。這需要營造一種良好的創新生態。第三，建立市場友好型國有經濟，或使國有資本具有“親市場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馬駿表示，通過調研了解到，面對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企業投資方向看不清、不敢投。怎麼辦？馬駿介紹經合組織（OECD）的研究發現后提出：對知識資本進行投資是大勢所趨，發達國家多數企業的知識資產比重已經超過了物質資產。知識資產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人力資產，指企業員工所具有的可運用於企業發展的知識和技能﹔二是組織資產，指組織成員在特定的組織環境下現場工作而形成的，能夠為組織創造價值的知識形式，它根植於企業的價值觀體系、組織結構、業務流程、組織制度和企業文化之中﹔三是技術資產，包括企業內部各種數據庫、技術文檔、版權、專利、特許權等﹔四是顧客資產，指企業與顧客（客戶、公共管理部門）間的關系，包括品牌、客戶信息，等等。走出工業經濟時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評價企業實力不能僅僅局限於礦產、廠房、大樓，而是應體現在專家資源、技術能力、管理水平、粉絲數量等方面。因而，當前企業要從曾經對物質資本的追求轉向對知識資本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