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六中全會為全面從嚴治黨開創新局面【15】

　　（四）一定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增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准則》指出：“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源泉。我們黨來自人民，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黨就會失去根基”，“全黨必須牢固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站穩群眾立場，增進群眾感情。”

　　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詳細勾勒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的演變：“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的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隻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步抹去他們的存在”，“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肆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聖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隻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

　　西方絕大多數媒體，只是在輸出“觀點”，並沒有輸出“事實”，即本質真實，亦即全面、客觀、嚴謹的事實，只是在輸出精心剪裁的局部真實甚至謊言。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約翰·杜勒斯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澤東敏銳地抓住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戰略策略重點的改變這一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並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証國不變色、黨不變質，這無疑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在國內實施的過程中，發生了“左”的偏差，直至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不應有的損失。1980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我們決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據統計，黨的十八大產生的205名中央委員中，65人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佔這個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上山下鄉的知青，佔比為28%。最高層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佔比是57.1%。習近平總書記在西北黃土高原一待就是近八年。當年上山下鄉的一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2004年，習近平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八年間。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這幾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我國在一個相當的長時期內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與中國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層的農民朝夕相處，對中國這一特有國情的親身體悟，已經是這批知識青年終生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這可能是打斷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的預言鏈條的最可靠的戰略之舉，是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難以逾越的一道障礙。從一定意義上講，杜勒斯兄弟創立了“和平演變”理論，毛澤東創立了“反和平演變”理論。隻不過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根本不同：一是為著世界上的極少數人，一是為著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他們各自所創立的理論都仍在實踐中並相互較量著，這種實踐和較量甚至是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