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治理，中國領導人的歷史任務【3】

國家治理現代化，古老大國的全新課題

治理中國有多難？

這是中國之外的執政者難以體會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臨終前起草的《遺詔》裡這樣描述自己的治國體會：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憂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憂危積心”“日勤不怠”“朝夕憂懼，慮恐不終”。這些詞語的意思就是說，朱元璋自從擔當皇帝的治國重任以來，經常憂懼，天天勞心，盡管從早到晚未曾懈怠，但還是擔心做得不周到，唯恐出現紕漏。

朱元璋面對的還只是一個治理面積不算大，人口不算多，經濟結構單一，社會階層固化的傳統國家，其治國難度和復雜性與當今的中國如何能同日而語？

一位美國總統曾感嘆，原本以為美國總統既要面對美國又要面對世界，已經是世界上最麻煩的人了，沒想到中國領導人每天僅僅面對國內事務，就相當於在面對整個世界。

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雲漢在與歐美政治學者交流時，總是提醒同行，中國面臨的治理挑戰的復雜程度，已經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與知識的范疇：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面對相當於2.6倍大的歐洲這樣一個巨型國度，並實現有效治理。“平心而論，歷史上人類社會積累的各種公共治理經驗，面對中國當前所處的歷史情境都會顯得有所不足”。

作為超大型發展中國家，極高的復雜程度是中國一個首要特征。尤其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處於格局、秩序、規則的大變動、大調整階段，中國自身也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與轉型，增長速度、增長方式不同於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轉化，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正在深刻調整，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更加艱巨，經濟社會轉型挑戰更加嚴峻。

習近平2014年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也坦承治理中國“很不容易”，他說：中國有960萬平方公裡國土，56個民族，13億多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還不高，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很不容易，必須登高望遠，同時必須腳踏實地。我曾在中國不同地方長期工作，深知中國從東部到西部，從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層級方方面面的差異太大了。因此，在中國當領導人，必須在把情況搞清楚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突出重點、帶動全局，有的時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時候又要以小帶大、小中見大，形象地說，就是要十個指頭彈鋼琴。

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形成了一個大一統國家體系，這是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統一國家體系，比西方統一時間最長的羅馬帝國還高出一倍多。但傳統中國總是走不出治亂循環，繁榮和衰敗交替的循環圈。如何打破歷史循環怪圈，將中國帶上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並且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如何讓中國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21世紀上半葉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最主要的課題。

了解現代化常識的人都知道，只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還不是全面意義上的整體現代化。如果沒有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現代化，那中國的現代化不僅難以全面，也難以最終達成解放生產力的目標。

國家治理能力落后和國家治理體系原始，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遲遲未能邁進現代化門檻的根本原因。畢生探究中國大歷史規律的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發現，中國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前，國家一直未能實現數目化管理，整個社會依賴的還是部落社會遺留的“倫理式管理”——傳統中國像一塊潛水艇形狀的三明治。其上一片狹長的面包是“文職官僚”，其下一片狹長的面包是農民階層，二者都數量巨大，而且毫無差別。上下兩層的制度性聯系並非建立在法律觀念或經濟紐帶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會價值觀念。男尊女卑，長幼有序，讀書人統治文盲，這些社會規范統治中國長達數百年。

“這種組織體系根本不具備機構上的穩定性和實用的靈活性。”黃仁宇對中國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批評，一針見血指出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為何如此艱難曲折。

以法治取代人治，以制度取代長官意志，運用市場與政府兩隻手激活經濟，推進治理制度現代化建設，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畢生都念茲在茲的一件大事。

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他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

1980年，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的採訪中，回答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事件重演時再一次強調：“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干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准備從改革制度著手。”
　　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再一次強調：“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同樣是在1992年，鄧小平還進一步提出設想，再有三十年的時間，中國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鄧小平的這一設想，終於在2013年細化成為中國國家治理戰略的行動方案。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明確提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指出，這一總目標是在鄧小平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的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習近平在面對中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講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遠意義時，語重心長地指出，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然而，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綜觀世界，各國各有其治理體系，而各國的治理能力由於客觀情況和主觀努力的差異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個國家在同一治理體系下不同歷史時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才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結合起來一起提。

隨著習近平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的國家治理將邁入嶄新軌道。許多外國媒體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比如多維網發表的文章認為：這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后的第五個現代化，是習近平因應世界局勢，徹底實現現代化政黨轉變和長期執政的必然之道。

該文認為，習近平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是一個現代化視野下的概念，它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這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正如習近平強調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第五個現代化”回答了堅持改革總目標必須解決好制度模式選擇、價值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是中國國家治理的重要裡程碑。推行“第五個現代化”，將使中國徹底走出人治的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文明規范，也將使中共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古老中國也將實現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最大的治道變革，這是中國全面邁入現代化的關鍵一招，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治理體系的又一次重大變遷，必將產生全球性影響與示范作用。

全球治理，中國不能滿足於獨善其身

快速崛起的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主導性大國之一。自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中央放射出強烈的光芒，可謂氣場十足。連習近平也形象地把中國的發展體量比喻成“大塊頭”。

快速膨脹的“大塊頭”將如何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換句話說，中國這樣的“大塊頭”會不會像過去的列強那樣，走上“國強必霸”的道路，唯我獨尊，欺凌弱小，對別國要求“嚴守本分”，對自己則“網開一面”，完全不顧他國感受？

妖魔化中國一時間成為一種國際時尚，“中國威脅論”也成為西方的流行語。連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參與進了揶揄中國的大合唱，語帶譏諷地稱中國為“800磅大猩猩”，暗批中國不安分，高興怎麼干就怎麼干，橫沖直撞，不可理喻。

對於射向中國的種種“明槍暗箭”，中國人普遍感到憤怒與不解。因為中國的發展靠的是勤勞致富，沒有侵佔一寸殖民地，也沒有擄掠黑奴，更沒有發動掠奪戰爭，可以說中國的發展史最清白、最正當，也最有說服力。

但隻有勝利者才能不受譴責。中國要過當下的“挨罵關”，首先要依靠中國改革的成功，隻有驕人的發展業績才能讓嫉妒者閉口無言。其次，中國還要運用自己的智慧，提出讓國際社會心悅誠服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導新的全球治理觀，承擔起改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責任，這是大國崛起不容回避的課題，也是大國對於世界不容推托的責任。

法國杰出的政治學家托克維爾曾經精辟地分析過大國與小國的不同：“小國的目標是國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國則命定要創造偉大和永恆，同時承擔責任與痛苦。”

當前的人類歷史已經發展到“大國責任時代”，如果中國重蹈大國霸權的覆轍，那將是全人類的災難﹔如果中國重回封閉僵化的老路，那將是走上一條死路。無論如何，身處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除了勇敢前行，別無他途。

近兩百年來，中國對參與全球治理經歷了拒絕、期盼、受挫、抵觸到深度參與的曲折過程，歷史和現實充分說明，主動參與是上策，建設性參與最穩妥，回避或魯莽破壞是自毀長城。

對此，習近平深刻地指出，“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把維護我國利益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不僅要看到我國發展對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國際社會對我國的期待”。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生前曾這樣評價中國未來參與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的意義：西方在經濟和技術上影響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卻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國家林立世界的超級難題，這個政治真空將由中華文明來補足。而隻有中華文明，才能真正給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湯因比為未來人類社會開出的藥方不是武力和軍事，不是民主和選舉，不是西方的霸權，而是文化引領世界，這個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湯因比最終的論點是：一個歷史上一直是和平主義和世界主義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將在21世紀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

事實証明，中國已經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大國。中國在維護聯合國權威方面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是世界經濟復蘇主要的發動機之一（與美國並駕齊驅）﹔中國還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資本輸出國，是非洲最大的援助國，也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落后地位的主要政治經濟依靠。中國具有源遠流長的天下情懷，“達則兼濟天下”“四海一家”“民胞物與”“厚往薄來”“懷柔為上”“為萬世開太平”等富有啟示意義的天下治理思想均源自中國﹔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具國際治理經驗的國家，其主導的東亞秩序維護了長達兩千年的地區穩定和平。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被稱為“發現新大陸”之后，全球最大的發展構想。

中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不僅是中國的內需，也是世界的剛需，必須激流勇進。

戴高樂曾經說過，“沒有了偉大，就沒有了法國”。

同理，如果中國失去偉大理想和濟世情懷，拋棄“環球同此涼熱”的價值追求，中國也將不可避免地墮落成二流三流國家。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不會被國際社會尊重，隻會被歷史的滾滾洪流湮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