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為邦本論述看中國古代民本思想
《尚書·五子之歌》中提出“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由此奠定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石。西漢賈誼從總結秦亡的教訓中提出了國以民為本的命題，他說，“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管子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孟子還提出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唐太宗李世民鑒於隋亡的歷史教訓，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並說“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
為了得民心以使本固邦寧，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提出了“愛民則安，富民則強”的觀點。荀子說：“故君人者，愛民而安。”成書於戰國時代的《六韜·文韜國務》說：“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孔子強調隻有百姓富裕才能使國家富強：“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為了富民養民，歷代也在立法建制上予以保障。如保護自然生態平衡，使民獲得良好的生存環境﹔田土均之，使民獲得生產手段﹔輕徭薄賦，使民有可能進行擴大再生產。
從以上約略談到的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幾個方面，已經可以看出民本思想的內容是何等的豐富。中華民族的歷史經歷五千年而從未中斷，中華文化的輝煌成就，都雄辯地証明了人民的偉大貢獻。古聖先賢關於民本的思想論述許多是有現實意義的，值得認真總結。
從古代法治思維與法學著作看中華法文化價值
管子提出的“以法治國”，是法家思想最高的綜合，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聲法治吶喊。此后，法為“治國之具”便成為歷代統治者的共識。無論是漢族的統一政權，還是少數民族的地方政權，立國之始都積極立法。北魏孝文帝“凡立法有疑義，親臨決之，后世稱焉”。
在司法方面，法家主張援法斷罪。至晉朝劉頌提出“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此義明確表達了罪刑法定的認識，是否已形成法律條文，由於《晉律》已佚，不得而知。但從北周和唐朝關於律法斷罪的法律規定中，可以推測晉律已將劉頌的建議法律化了。特別是《唐律疏議》的“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被此后歷代傳承，是中國古代的罪刑法定原則。它與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罪刑法定主義基本原則是一致的，但卻早於西方一千多年。
在法治思想的影響下，也產生了具有特殊形式和特殊發展規律的法學。中國古代典籍中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法學”一詞，但不能就此否定中國古代特有的“法學”的存在。中國古代法學可以分為先秦和秦漢以后兩個時期。
先秦時期的法學出自諸子百家，多為抽象地論述法律，類似於今天的“法理學”或“法哲學”，如“以私害法，其亂甚於無法”。慎到說：“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此語出自商鞅，他在變法時受到以太子為首的舊貴族的抵制，有感而發。在專制制度下，法之行與不行隻能取決於上。吏民知法，互不相侵。商鞅說：“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此語出自韓非，是他從春秋以來諸國的興衰中得出的結論。
秦漢以后中國古代法學進入注釋法學時期，《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法律答問》就是官定的釋律之作。由於秦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政策，所以隻有官方釋律而無私家注律。兩漢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得經學大儒開始注律，並得到官府的認可，出現了聚徒講授、子孫世守其業的現象，達到了律學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漢以后魏晉律學家也多為經學大師，律學雖仍為經學的附庸，但已出現“科學注律”的傾向。
唐朝注律由官府執掌，《唐律》的“疏議”就是官方注律的主要成果。它在推原律義、考鏡源流、實例釋律方面，都進行了言簡意賅的闡釋，成為后世注律的典范，是律學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宋朝律學重點在司法實踐，出現了《名公書判清明集》、《棠陰比事》、《折獄龜鑒》、《洗冤集錄》等律學著作，是宋代應用律學的代表。
明清時期出於加強司法的需要和彌補官吏法律知識的闕如，允許私家注律，出現了眾多有影響的律學家。如，王樵、王肯堂父子，雷夢麟，沈之奇，王明德，吳壇，黃六鴻，汪輝祖，薛允升，沈家本等人，其寫作的風格和門類各有千秋。
以清律學為例，第一，是司法應用類律學。其代表作為王明德所著《讀律佩觿》，其他如《例案全集》、《刑案匯覽》、《學案初模》、《駁案新編》、《洗冤錄詳義》等。第二，是輯注、考証類律學。輯注類以沈之奇《大清律輯注》為代表，考証類以吳壇《大清律例通考》為代表。第三，是通俗類律學。以蔡逢年、蔡嵩年兄弟所撰《律例便覽》為代表，此外還有《明法指掌》、《大清律例歌訣》等。第四，是律例比較類律學。其代表作為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第五，是判牘類。主要如《徐公讞詞》、《樊山判牘》、《吳中判牘》等。第六，是學治類律學。代表作為黃六鴻撰《福惠全書》，此書備受為官者推崇。
清朝注律官私並舉，隊伍龐大，而且門類齊全，群書競獻，綿延近二百年之久，是律學史上的第三次高峰。律學著作因著眼於司法實際的需要，因此其理論與思想的深度不如先秦的古典法學。但因所注釋的律文多為刑法典，因此注釋中也表達了刑法學、司法學甚至歷史法學方面的學術見解。
總括上述可見，中華法制文明是早熟的，中華法文化的底蘊是深厚的，在治國理政上的經驗是豐富的，顯示了中華民族先哲們高超的政治智慧與理性的法律思維。我們要從這座宏偉的智庫中繼承寶貴的遺產，為拓展自主創新的法治之路服務。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摘自2016年1月21日、26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
| 相關專題 |
| · 《紅旗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