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

受訪者：

許宏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王海峰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綜合研究室主任

李 健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陳 耀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

盧進勇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FDI研究中心主任

以開放促改革被擺在了突出位置。

日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例行發布會上介紹稱，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為貫徹落實2015年中央下發的《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全國選取了12個試點城市和地區，開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

這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地區分別為：濟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東莞市、防城港市以及上海浦東新區、重慶兩江新區、陝西西咸新區、大連金普新區、武漢城市圈、蘇州工業園區。根據總體目標，以期兩年左右，形成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可供復制推廣的經驗。

據悉，此次獲批的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地區，需要在未來兩年內集中力量完成六項試點任務：一是探索開放型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重在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二是探索形成各類開發區（園區）協同開放新機制﹔三是探索推進國際投資合作新方式，既探索如何更好地“引進來”，又要探索更好地“走出去”﹔四是探索建立質量效益導向型的外貿促進新體系，服務、貨物貿易均包括在內﹔五是探索金融服務開放型經濟新舉措，側重於金融、服務企業走出去﹔六是探索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圍繞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的有關問題，《中國發展觀察》約請多位業內專家進行解讀與前瞻。

自貿區VS綜合試點：

“小深特”與“大全普”

《中國發展觀察》：在“十三五”開局之年的關鍵節點，國家部署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具有怎樣的特殊意義與重要作用？

許宏強：當前，全球經濟仍處於金融危機后的深刻調整期，中國經濟處在增長動力轉換階段，迫切需要結構性調整及尋找新經濟增長動力。而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新階段也對我國對外開放以及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系的調整等領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國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著深刻變化，我國對外開放已經進入高水平“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的新階段，需要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和促進我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

推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旨在豐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對外開放內涵，對於促進我國國內體制改革和激發市場活力，培育發揮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推動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全球，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及推進我國經濟供給側改革等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又是一項巨大工程，對於不同地區、不同領域而言均有所差別，勢必需要選取樣本進行先行先試，做一些前沿性的試點和探索，進而再進行大范圍的推廣。因此，此次開展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既是全面貫徹落實2015年國家頒布的《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的一項重要舉措，更是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建設開放型經濟強國的重要舉措，旨在鼓勵不同地區根據各自實際情況，探索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改革和建設，為各地方的改革摸索和積累更多經驗，促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加快構建。

王海峰：自由貿易試驗區的主要任務是探索以開放促改革的方向是否有效。2013年以來，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及第二批的三大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天津、福建）相繼挂牌成立，可以說，在“十三五”時期之前，我們用了兩年半的時間進行改革探路。

今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國家部署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具有承上啟下的深遠意義。“十三五”規劃既是一個改革的規劃，也是一個經濟轉型的規劃。在此改革開放、經濟轉型的關鍵五年規劃中，此次獲批的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可以視作是此輪改革開放的第一方陣或第一梯隊，通過將過去的各類改革融合到一起，通過將內部要素與外部資源相結合，以更好地布局中國經濟發展，為“十三五”時期的改革開放與經濟轉型鳴鑼開道。

盧進勇：國家層面選擇在此時間節點部署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很有可能是基於今年全國“兩會”以后，全國各地對於第三批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申報過於激烈，而導致決策層決定考慮暫緩該申報進程，進而選擇先行批劃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以作緩沖。

我們看到，經過兩年半的試驗和探索，前兩批自由貿易試驗區已經取得了一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在我看來，如果將四大自由貿易試驗區比作改革開放的“實驗室”，那麼，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則是一種在更大范圍內、更大樣本裡進行的“中間程度的測試”，為今后在全國范圍內的正式推廣進行一種更大范圍的試驗，以獲取更多新經驗。

《中國發展觀察》：同樣都是對內對外開放的試點，為何在設立四大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后，還要再開辟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這一新類型？其與自由貿易試驗區有哪些不同點？

盧進勇：首先，從試點范圍來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點”的突破，相對較小的試點范圍，也可以更好地控制風險﹔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則是“面”的推進，其涉及范圍更廣。

其次，從功能定位來看，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加強調對外開放和高度開放，旨在測試國際前沿的新經貿規則，很多較為敏感的領域以及具有一定風險的措施，都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率先實驗。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則重點突出體制機制層面的創新，涉及任務也更加具有全局性和系統性。

再次，從試點試驗的主要內容來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試驗重點是開放，包括服務業的開放、對外投資的開放、外匯的開放、管理體制的調整等﹔同時也更加側重於具體性舉措的試驗，主要體現在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業開放、外匯相對自由兌換以及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等方面。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則重點在於構建新體制，主要體現在政府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如行政管理體制、經濟管理體制、企業管理體制等。

總體概括來看，自由貿易試驗區具有“小、深、特”的特點，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則具有“大、全、普”的特征。

12大試點地區特色鮮明

兼顧地區平衡與地域代表性

《中國發展觀察》：此次獲批的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地區有著怎樣的代表性？

陳耀：總體來看，此次獲批的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地區都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步伐較快的地區。

從地域上看，首先，此次獲批的12個城市和地區基本涵蓋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覆蓋面具有較強代表性。同時又兼顧了地區的平衡性。12個試點地區中，有的位於沿海地區，有的位於沿邊地區，有的則是內陸中心城市，對於今后我國沿海、沿邊和內陸地區的開放都具有一定的帶動和示范意義。從試點類型上看，在12個試點地區中，既有省會城市、地級市，又有各類國家級新區、開發區﹔既有都市圈，又有工業園區。試點選取類型可謂多種多樣。

而對於此次選取這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地區的依據，個人認為，主要是根據目前構建開放型新體制的要求以及各個地區自身特點、代表性和發展基礎等方面來選擇的。具體來看，上海浦東新區與大連金普新區屬於開放程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具有較好的開放基礎。重慶與陝西這兩個新區則位於內陸西部地區，且分別位於西部兩大重要城市群內——重慶兩江新區位於成渝城市群內，陝西西咸新區則屬於關中城市群。兩個新區都具有內陸型開放的特點。而中部選取的試點地區——武漢都市圈與南昌市，雖地處中部地區，但區位條件較為獨特，交通領域更是“承東啟西、沿南貫北”，在中部地區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王海峰：作為“十三五”期間改革開放領域的第一方陣，此次獲批的12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無疑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具體先來看6個城市。濟南和南昌分別是東部、中部的兩個省會城市。唐山屬於資源型城市，主要依靠鋼鐵和陶瓷等重工業，而這些產業又都屬於產能過剩行業，因此，從去產能、去庫存，推進供給側改革的角度來看，選擇唐山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漳州則是地處沿海地區的一個地級市，屬於“一帶一路”對外開放的橋頭堡，因此，無論從對外開放，“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還是今后兩岸經濟合作角度來看，漳州都非常具有代表性。東莞是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外向型經濟城市，在城市轉型升級和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等領域，都需要進行探索與試驗。而且過去幾年，東莞市已然走出了一條比較好的轉型升級之路。防城港是在北部灣地區具有較大潛力的一座城市，是廣西對外開放的橋頭堡。而廣西又是近年來我國對外開放領域主抓與東盟合作的重要地區。因此，未來防城港通過與東盟的合作，不僅對廣西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我國整個西南地區的對外開放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再來看其他6個地區。上海浦東新區，既是第二輪改革開放的橋頭堡，也是我國自貿試驗區的一個起始點。而選擇西部的重慶和陝西兩個新區，則表明了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即由過去的沿海沿邊地區轉向更廣大的內陸地區。大連金普新區的試點試驗，對於今后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將具有非常強的帶動性作用。如今，東北地區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對外開放方面，都可謂遇到了空前的困境。未來希望通過大連金普新區的綜合體制改革，能夠為東北地區的其他兩個新區——哈爾濱新區與長春新區探索出一條改革之路，從而帶動東北地區經濟振興。

武漢都市圈代表了大都會式的發展模式，該都市圈的明顯特點是周圍資源幾乎全部吸納到中心城市武漢，而中心城市與周圍地區的互動卻很弱。今后，通過探索如何在中部地區走出一條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相互協調、互動發展的新路徑，對武漢都市圈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蘇州工業園區是全國最好的一個工業園區，涵蓋了開發區、高新區、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等多種園區形態。未來借助蘇州工業園區的平台進行綜合改革，對於全國范圍內的幾百個國家級園區、幾千個省級園區的改革開放及協同互動，均有著非常大的代表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