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供給側改革”概念首次被提出，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則明確了“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任務。“供給側改革”短短9天內被國家領導人提到了4次，關於“供給側改革”的媒體報道更是不可計數，“供給側改革”可以說已經成為關心中國經濟的海內外各界人士聚焦的熱點問題。作為我國經濟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特別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油畫”與“宣紙”
“油畫”與“宣紙”是種形象的說法，指的是“供給側改革”如何選擇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的問題。最近幾年，我國在政策制定上引進了許多概念，比如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裡安提出的“新常態”，裡根的供給側結構改革以及“互聯網+”、熔斷機制等。其中，有些概念非常實用，可以吸收借鑒。但有些概念應該在全面理解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經濟的實際靈活運用，不能簡單地生搬硬套。
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的思想淵源，一些專家學者有如下概括：一是“供給學派革命”。供給學派意涵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通過降低稅收來提高投資和增加供給的積極性。大規模減稅將會刺激富人投資的增加，這個過程也會通過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使得窮人受益，這就是所謂的“涓滴效應”，前美國總統老布什稱之為“巫術經濟學”。供給經濟學應對的核心問題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失業與通脹並存的滯脹問題。今天中國經濟並不存在滯漲。中國經濟面臨的幾個大問題集中體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長動力源變化導致的增速下滑，產能過剩以及制度性的扭曲等方面。僅僅依靠供給學派開出的減稅與削減福利這些藥方，並不能完全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復雜的經濟問題。
二是薩伊定律。薩伊定律是由19世紀初期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根據這一定律，供給自動創造出等量的需求，市場是完美的，不可能存在超過所有商品需求的過剩供給。政府隻需要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就好，其他方面最佳的策略就是自由放任。這與目前我國大規模的產能過剩並不一致。所以，薩伊定律的政府不干預原則不能用來解決當前我國所存在的經濟問題。
三是以保守主義、貨幣主義以及供給主義為核心的裡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裡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是哈耶克的保守主義、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以及一些供給主義的混合體和變種。裡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在當時極具影響力，並從根本上重塑了當時的經濟和政治格局，導致了一個全新的、以自由市場理念為主導的政治文化的出現，也催生了一種新的金融文化，而正是這一新的金融文化孕育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另外，裡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主張在所有制上完全私有化，在運行上完全市場化，不僅與我國目前主流意識形態不一致，也與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不一致。
四是以發展經濟學為核心的各類結構主義。結構主義興起於上世紀50年代，主張用國家干預和大規模投資等措施來突破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均衡陷阱，它的實質是主張干預主義和非均衡主義，其表現形式是各種“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進口替代戰略”。這明顯與中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均衡發展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目標不相一致。
五是“華盛頓共識”。1989年，美國學者威廉姆森對拉美國家的經濟改革提出了十條改革措施，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觀平衡為內容。“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太過於迷信市場原教旨主義，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思想的拉美和東歐國家結構性改革的失敗，也已經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
六是以產權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雖然抓住了制度革新這個要點，但是把經濟轉型簡單化為單純的產權問題，實際上回避了轉型本身所內含的復雜性。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把這種主張“一分就靈”的私有化改革觀念稱作為“產權神話”。“產權神話”的倡導者“認為人們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正確地分配產權，如此一來，經濟效率就有了保証”，斯蒂格利茨反對這種簡單化的觀點，他特別強調產權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復雜關系，例如，他指出，“中國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創立和發展許多新的企業，而不是把原來國有企業私有化”，換言之，中國的經濟成就是增量改革和漸進改革所帶來的，而不是簡單的私有化問題。“產權神話”在我國“三農”理論工作的表現就是：“農地私有一抓就靈”。筆者在另一篇文章《農地問題，不在所有制而在二元制》已經指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問題不在“公”與“私”的所有制，而在“城”與“鄉”的二元制，引發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土地管理制度設計。
總而言之，這些來自西方的關於“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理論、主義和學說，都是在特定背景下，為了解決當時西方社會存在的某一特定問題的實踐而產生。對於我國目前這種復雜背景下的綜合性問題，不能用拿來主義的辦法，直接套用西方理論來解決我國的經濟問題。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無異於“宣紙上畫油畫”。
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其實就是需求側已經升級，供給側必須適應消費的升級而升級的問題。
戰略與戰術
戰略與戰術涉及的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理念問題。戰略追求的是長期目標，戰術則強調短期所使用的手段。理順戰略與戰術之間的關系是保持政策一致和一貫的必要前提。當前關於我國經濟政策的爭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戰略和戰術之間的關系。有一派經濟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政策應該專注於長期增長問題，調結構、去杠杆。因為短期的刺激方案隻會進一步惡化債務問題，鼓勵無效率產出，造成更多的產能過剩，短期內應該讓市場規律發揮作用，哪怕是犧牲短期的經濟增長。另外一派學者則提倡反周期的經濟刺激政策。他們並不是反對能夠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的政策，而是認為實體經濟或許比想象中的還要脆弱，短期內如果經濟發生大幅度下滑，勢必會嚴重打擊市場的信心，最終長期目標也無法實現。戰略和戰術之間的沖突已經明顯影響到了我國經濟政策的一貫性和一致性。
作為我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業經濟政策也必須處理好戰略和戰術的關系問題，才能臨危不亂，運籌帷幄。
2015年，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全國糧食總產量62143.5萬噸（12428.7億斤），比2014年增加1440.8萬噸（288.2億斤），增長2.4％，糧食產量實現“十二連增”。與此同時，糧食庫存量不斷增長，達到近年高點，玉米等糧食品種積壓嚴重，特別是玉米庫存積壓達到2億多噸。在該背景下，社會上又刮起來一陣“農業過關論”，認為中國糧食既然已經出現了嚴重過剩，那麼“三農”工作就可以放一放了。
這是一個錯誤的認識。宋代大詩人林升《題臨安邸》一詩中有段著名的詩句，叫“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套用此詩來形容“農業過關論”的論者，那就是“糧風熏得游人醉，直把中國當美國”。在我國四個現代化實現之前，“三農”工作都是一件頭等大事。因為農業問題，不僅僅是農業本身的問題，農業的背后實質上是農民和農村問題。農業要實現現代化，首先必須“三體共化”，即作為本體的農業，作為主體的農民和作為載體的農村，都必須同時現代化起來，缺一個都不行。
目前，我國的農民和農村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三農”工作還任重道遠。就農民而言，我國5億多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還不到8年，如此文化程度，要實現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其中，受教育問題最為嚴重的是農村三大兒童群體：6100萬留守兒童、3580萬流動兒童和難以計算的流浪兒童。這三大兒童群體是未來農村勞動力的主力，也是城市勞動力的重要來源。但是，他們基本上都得不到良好的教育。6100萬留守兒童由爺爺奶奶撫養，有的甚至自己在家裡生活。流動兒童同樣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因為父母打工要不斷地變換城市，流動兒童住往小學沒畢業就換了三四個城市，沒有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中國有一個傳統經典故事叫“孟母三遷”，孟母為了給孟子找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搬了3次家，中國現在在城市大街小巷裡到處奔走的都是“孟母”，這些“孟母”不是為了找個好的學習環境，而是為了給孩子找一個安穩的書桌。流浪兒童更不要說，他們的教育是無從談起。三大兒童群體的教育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關注，因為我們給未來一群什麼樣的孩子，這群孩子就會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另外，還有一些農民問題也亟須解決。比如農民的養老問題，城裡人有退休制度，農民卻沒有，對農民而言，直到從病床上爬不起來那才算是退休了。還有農村貧困問題，我國農村還有五六千萬貧困人口，這是一個沉重的包袱，這些人首先要解決起碼的生存問題，然后才能奔小康，這些都不是在短期內輕而易舉能夠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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