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一帶一路”需要規避風險扎實推進

中國自2002年加入WTO以來，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中國在2003年至2007年連續五年實現兩位數的增長，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引擎。雖然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額以美元計算下降了8%，但中國貨物貿易在全球的份額不降反升，從12.2%提升到13.2%。這意味著，全球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著貨物貿易額的下滑，甚至比中國還要嚴重。不過，全球化進程方興未艾，中國仍然具有巨大潛力和廣闊發展空間。“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正是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推進全球化的重要內容。

2013年9月、10月，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先后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2016年3月，全國人代會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明確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和具體內容。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上述內容貫徹落實，進而推動中國的全面開放。

戰略意義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進，意義重大。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引領型發展，實際是一部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宣言書，即在“十三五”期間，中國要完成從全球化追隨者向全球化引領者轉變，從國際規則遵循者向國際規則制定者轉變。而“一帶一路”戰略決策的實施，正是推進這種轉變的重要支撐。

中國30多年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日、歐盟、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港澳台地區開放，中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貿往來已經處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而亞歐大陸的中間地帶是世界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盡管這一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總體還處於較低水平，特別是這一地區的基礎設施普遍匱乏，使得這一地區的自身優勢難以充分顯現。而這一地區恰好與我國西部地區接壤，西部地區開發的關鍵是對外開放。因而，推進對亞歐大陸中間地帶的對外開放自然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

中國目前的問題是，產能嚴重過剩、外匯資產過剩﹔油氣資源、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高。中國邊境地區整體狀況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鄰國與中國加強合作的意願普遍上升﹔中國的工業和基礎設施主要集中於沿海。基於上述原因，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實際體現了對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開放的宏觀戰略把握。一方面有利於中國中西部地區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在短短30年時間內改變貧困面貌的經驗，也可以為中亞等國借鑒。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長足進展，特別是公路、鐵路、油氣管道、網絡通信設施等方面的巨大優勢，為打通“一帶一路”提供了厚實的物質條件。

自2013年中國領導人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截至2015年底，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貿易額約佔進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投資建設了50多個境外經貿合作區，承包工程項目突破3000個。2015年，中國企業共對49個“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同比增長18.2%。2015年，中國承接“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服務外包合同金額178.3億美元，執行金額121.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2.6%和23.4%。

挑戰與風險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大戰略，涉及沿途65個國家，包括東亞的蒙古、東盟10國、西亞18國、南亞8國、中亞5國、獨聯體7國和中東歐16國。“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取得沿線各方的理解、支持，形成共識，真正得到實施。

“一帶一路”沿線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2萬億美元，分別約佔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多數國家資源豐富，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也有一部分正向后期階段轉變，中國與之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廣闊。但上述地區也有這樣一些特征：宗教紛爭嚴重，特別一些穆斯林國家更是如此﹔政治穩定性不足﹔法治建設相對滯后。

就中國國內情況看，“一帶一路”建設正全面拉開序幕。“一帶一路”建設涉及中國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陸上絲綢之路涉及新疆、重慶、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雲南、西藏13省（自治區、直轄市）。海上絲綢之路涉及上海、福建、廣東、浙江、海南5省（直轄市）。從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領導和推進機制。多個合作協議和“早期收獲”項目開始落地，資金保障平台也正在建設過程中。已經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以“一帶一路”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機構和智庫開始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撐。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對外投資迅猛增長，2013年首次超過千億達1078.4億美元，同比增長22.8％﹔特別是2015年超過1400億美元，首次超過利用外資規模，中國成為淨資本輸出國。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和推進，一些挑戰和風險也逐漸顯現，需要我們積極應對。

（一）一些國家對中國欠缺了解，抱有疑慮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提出的，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實現合作發展。但有些國家擔心本國的進一步開放會造成對中國的更大依賴，有些國家口頭表示支持，實際參與上卻非常謹慎，甚至採取平衡的策略。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全球第二，發展速度之快，讓許多國家在親近中摻雜著畏懼和擔憂。東盟國家對中國“海上新絲綢之路”計劃、中亞國家與俄羅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規劃、非洲國家對中國的資源政策，都存在不同的疑慮、擔心和質疑聲。國際社會一些人士炒作“中國威脅論”，加劇了我們推進開放戰略的難度。如何使沿線國家和地區消除誤解，減少疑慮，尋求共識，接受倡議，積極主動地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讓“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和沿線國家的“大合唱”，應當說是面臨重大挑戰。

此外，部分沿線國家提出的類似倡議或戰略對“一帶一路”形成了利益上的對沖或抵消作用，這一因素也不容忽視。比如，印度莫迪政府提出的“季風計劃”、印尼佐科政府提出的海洋強國計劃（海上高速公路、全球海洋支點國家）等。這些國家提出的發展戰略都或多或少包含地緣政治目的。如何避免形成戰略對抗，減少排他性的惡性競爭，是推進“一帶一路”實施必須正視的問題。
國外一些媒體和專家認為，中國發展勢頭迅猛，欲借“一帶一路”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打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實際上，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不是另起爐灶，不是打破現有國際機制，而是開展更大范圍的、更高水平的、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擔負起負責任大國的義務。

（二）政局動蕩和國際恐怖主義影響

“一帶一路”倡議覆蓋了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北非以及中東歐若干國家和地區，其中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居多。這些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地區安全熱點問題較為集中、易引發民族宗教沖突和大國利益博弈、地緣政治矛盾比較復雜的地區。一些國家正處於新舊體制轉軌期、“民主改造”探索期和社會局勢動蕩期。一些國家由於政治體制不健全、舊體制慣性強大等問題突出，政權更替頻繁化、政局動蕩常態化將對“一帶一路”建設構成系統性風險。此外，“一帶一路”沿線長期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滋生地，區域內的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掀起的反恐戰火至今愈演愈烈。面對以ISIS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義組織興起，國際社會結成統一戰線，在美俄等國聯手打擊下，ISIS勢力受到重創，地盤有所縮小，但其並未遭受致命打擊。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鋪開，中國與地區內恐怖勢力的碰撞將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項目風險評估體系，減少因政局動蕩、政府腐敗和恐怖主義組織等政治風險而受到的沖擊，是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