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當代西方學者對西方民主的反思【2】

五、西方民主理論與實踐中的“多數決定少數”原則具有反民主性質

“多數決定少數”原則是西方“自由選舉”的核心規則，它貌似民主，卻內涵了反民主的內容。因為，這一原則客觀上犧牲了少數人的利益，少數人的平等權利往往受到剝奪。

英國學者安東尼·阿伯拉斯特認為，“設若一個社會被劃分為在其中有一個或多個的永久性的少數派，而他們知道在處理問題時大多數時候是決不會以他們希望的方式來進行的，那麼上面提到的原則就不夠了。永久性的少數派的渴望、要求甚至是原則都在集體決策制定的過程中被有系統地忽略或抹殺了，而他們的存在輕易使得多數主義者的民主成為不公平的和不能實行的。嚴格的數學上的每個人同其他人的投票的平等掩蓋了的事實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少許人的投票全無分量和影響。這些被排斥的或是無力的少數派曾經傾向於成為宗教性的。而今天他們更可能成為民族主義的和種族主義的。在北愛爾蘭少數派既是宗教性的又是民族主義的。”（[英]安東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很顯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無法解決“多數”與“少數”的矛盾。

六、東歐“民主的勝利”產生了自相矛盾的結果

蘇東劇變被稱為西方民主的勝利，20多年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這一“勝利”。

保加利亞學者伊萬·克拉斯特夫指出，“民主的勝利產生了自相矛盾的結果。柏林牆倒塌20年后，對現實存在的民主政體的不滿日益增長，並且人們越來越感到民主大廈的內部存在問題。……在1989年之后的幾年內，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一年的劃時代事件影響了理解民主的方式，民主國家自身的公民開始使用這種受到影響的理解方式來理解民主，也很少有人注意到爭論更強化了這種影響。堅信民主必勝的話語腐蝕了現代民主政體的理性基礎。民主再不僅僅是最不壞的治理形式——最壞中的最好，如果你樂意的話。相反，人們開始視其為最好的治理形式。人們開始寄希望於民主政體，不僅是為了使他們避免某種更壞的東西，還要用一個大而奢侈的套餐來提供和平、繁榮以及誠實和有效等所有的東西。1989年的歷史斷點使得許多人認為，民主是和平和經濟增長的同義語。堅信民主必勝的時代的根本特征是，試圖把民主描述為所有社會問題的唯一解決之道，而且在証明民主的正確性時，不是把民主的優缺點與其競爭者的優缺點進行對比，而是根據民主滿足現代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的能力。民主被描述為許多互不相關問題的唯一正確答案，帶來經濟增長的最好方式是什麼？答案是成為民主國家。保衛一個國家的最好方式是什麼？答案是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並且周圍都是民主國家（任何地方都自由，會讓世界所有地方都更安全）。抗擊腐敗的最好方法是什麼？答案是成為民主國家。應對人口或者移民挑戰的最好方式是什麼？答案是更加民主和包容。花言巧語取得了對現實的勝利。民主傳教士們沒有認識到的是，主張腐敗或者少數民族融合之類問題在民主環境能夠更好地解決是一回事，固執地認為引進自由公平的選舉和採用自由主義的憲法就能解決所有這些問題，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不到十年，用經濟增長、安全或者善治來証明民主的優越性，就開始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全球經濟危機和威權資本主義的出現疊加在一起，對人們長期持有的設想提出了挑戰。民主最擅長促進經濟增長這一主張被中國的成功所動搖。”（伊萬·克拉斯特夫：《民主和不滿》，見伊諾澤姆採夫主編《民主與現代化：有關21世紀挑戰的爭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18頁）

有西方學者指出，最近的兩次民主化浪潮制造了人們的預期，並使得一種關於民主的話語成為習慣，這種民主話語恰恰處於真正存在的民主政體的當前危機的核心。在柏林牆倒塌20多年后的今天，人們對1989年的歷史重要性和歐洲的（尤其是中歐的）民主狀況的認識分歧越來越大，對民主制度（包括選舉）的信心正在持續減少。

七、認為人類的民主政治發展終結於當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傲慢與輕率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經信心滿滿地宣稱，“如果人類社會經過數世紀發展都朝著自由民主這個惟一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演變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選擇，並且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對他們的生活沒有表示根本的不滿，我們就可以說這場對話得出了一個最后的決定性結論，歷史主義哲學家會不得不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和終結性。”（[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頁）在這裡，福山用了多個“如果”。也就是說，“歷史終結”是有條件的，到目前為止，人類政治發展實踐沒有証明“自由民主是惟一的最佳選擇”，也沒有証明“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對他們的生活沒有表示根本的不滿”，何來“歷史的終結”？

有學者指出，“那種認為自己已經取得完勝的幻想是無比危險的。1991年后，弗朗西斯·福山論述‘歷史的終結’的文章曾轟動一時，事實上，這完全是一種傲慢和輕率的反映。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雖然民主制度在世界其余地區推廣開來，在老牌民主國家內部，民主政治的內涵和實踐卻遭到了削弱？我們難道不是在向他人宣揚那些我們在本國都不再踐行，或實施得一塌糊涂的價值觀？難道我們不是由於對我們的原則深信不疑而又對我們自身及未來疑慮重重所產生的糾結，而狂熱地大打普遍主義的牌嗎？事實上，我們越是缺乏自信，我們就越是要表現對自身價值觀優越性的絕對信心。”（多米尼克·莫瓦希：《民主的苦澀勝利》，見伊諾澤姆採夫主編《民主與現代化：有關21世紀挑戰的爭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3頁）

民主問題上的普遍主義、普世主義或“終結論”就是要清除不同於西方民主的“異類”，這種心態就是獨佔世界的心態。有學者指出，西方世界已經與“他者”共存了兩個多世紀，在此期間，他者被視為是“低等的”，“今天，面對人口學家向我們預言的這樣一個世界：在2050年之前，美國和歐洲加起來也不過代表總人口的10%多一點，西方世界應該學習如何‘與他者共同生活’，將它們視為是平等的主體。‘他者’擁有顯然不同於我們的價值體系、政治基准和文化背景，我們往往會發現這些東西不見得合乎我們的品味，但是，它們的尊嚴必須得到我們的尊重。”（同上書，第92頁）民主問題上的普遍主義、普世主義或“終結論”就是要清除不同於西方民主的“異類”，這種心態就是獨佔世界的心態。

八、民主原則內部有一個趨向社會主義的邏輯

在啟蒙思想家那裡，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人民主權”“人民民主”以及人民共同利益的實現。這在實踐上就是要趨向社會主義。因此，英國學者安東尼·阿伯拉斯特認為，“民主原則內部有一個趨向社會主義的邏輯。民選政府發現向大型私有公司的願望彎腰是必需的，極大形塑公共意見的媒體能夠被百萬富翁們買來賣去，被他們看做隻不過是一些私有財產（當然情況也確實如此），這個事實証實了一個積極和有效的民主要和壟斷性資本主義共存是多麼地困難。對人民負責、追求與促進共同善的民選政府和完全隻對它們的股東們（盡管那樣經常只是名義上如此）負責的私有和私人控制的企業巨頭兩者之間的權力沖突變得一天比一天尖銳，一年比一年尖銳。”（[英]安東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頁）安東尼·阿伯拉斯特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中，可能在他們的某些實踐裡存在那麼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可能發展出關於何謂民主的一種替代性概念，這種概念將對西方的自負提出某種挑戰。

對資本主義民主構成真正挑戰的是資本主義自身，法國學者吉爾·德勒茲認為，“在資本主義中，隻有一種東西是普遍性的，那就是市場。沒有一個普遍性的國家，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普遍性的市場，諸國是普遍性市場的活動中心，是普遍性市場的交易所。而市場並不制造普遍，並不制造均衡。這是一個瘋狂地制造財富和苦難的工廠。雖然人權積極地參與了自由資本主義，人權卻並不能使自由資本主義的‘歡樂’降臨到我們身上。沒有一個民主國家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人類苦難的制造廠之中。恥辱，就在於我們沒有任何可靠的手段防止恥辱。”（[法]吉爾·德勒茲：《哲學與權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97頁）對於這個似乎無解的矛盾困境，馬克思給出了真正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超越資本主義，實現和發展社會主義。唯此，真正的民主才能變成現實。

在當代中國，有些人無視西方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和缺陷，主張用西方民主取代社會主義民主。對這一主張的嚴重危害，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如果不顧國情照搬別人的制度模式，就會畫虎不成反類犬，不僅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而且還會因水土不服造成嚴重后果，“我們不斷推進改革，是為了推動黨和人民事業更好發展，而不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聲’，不能把西方的理論、觀點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頁）

（本文系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民主若干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整體性系統性研究”[14ZD00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