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的破冰之旅

2016年，全球商品市場價格進入下行通道，石油、天然氣、鉀、煤炭、鐵礦石、基本金屬價格都達到過去10年甚至幾十年的歷史低位。一些機構預測2016年大宗商品生產廠商將繼續面臨價格低位挑戰——世界銀行估計46種主要商品中37種平均價格將低於2014年。

在世界經濟低迷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達五年，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日益凸顯。中國這艘大船，如何“破冰”砥礪前行？3月19日，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年會經濟峰會上，一場以“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題的討論務實展開，一些參會的世界500強公司還為論壇提供了相關研究報告。

供給側存在結構性問題，導致市場無法自動實現平衡

當前中國經濟的減速被稱為“新常態”，世界經濟的減速則被稱為“新平庸”。同樣是減速，發生的原因卻不完全一樣。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表示，在發展階段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從2011年起，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2017年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也將開始減少，意味著勞動力短缺，並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2010年之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10%左右，實際增長率也大概如此。從2011年“十二五”開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到7.6%，實際增長速度為7.8%。“十三五”時期，潛在增長率將進一步下降至6.2%，這是供給側可能保証的一個增長速度。

新增勞動力減少，意味著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在放慢。當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減緩后，惟一的出路是寄托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蔡說，真正從農村轉移的勞動力為16歲至1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 2014年到達了峰值，2015年是負增長，今后將繼續保持負增長。按照這個判斷，每年新增外出農村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從過去的4%降低到了2014年的1.3%，2015年隻有0.3%-0.4%的水平。勞動力不能大規模地重新配置，生產率提高的空間也就大大減少了。

在蔡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從經濟增長、生產函數的角度看能夠解決什麼。在勞動力總量不能增長的情況下，可以調整的就是勞動參與率。其次，未來人口可能還有改善的余地，例如調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第三，加大教育和培訓，培育人力資本。第四，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提高農民工的參與率，進行資源配置，以此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他認為，過去較多強調新型城鎮化是需求側的要點，現在則應看到新型城鎮化在供給側顯得更重要。

波士頓咨詢公司提供的研究報告認為，當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困境之一是勞動力要素的僵化。對大型企業、國有企業而言，近乎終身雇佣制的人才管理方式導致高額的人員開支負擔和較低效的人力資源配置。對員工而言，固化的知識技能和工作崗位也禁錮了自身發展。此外，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困難同樣阻礙了企業發展的彈性和員工自身的成長。許多老工業基地難以在短期內培育新興服務行業、吸收大量失業人群，當地的員工已經成為“鋼二代”“煤二代”，在城鎮失業后無法選擇回家務農。而當前的戶籍制度、社保政策又給流動人口外出務工帶來較大不確定性。如果能在這些領域提供制度的靈活性，推進勞動力要素的跨區流動，將有可能進一步釋放經濟活力，促進傳統行業員工參與到新興地區和行業的建設中。

該機構建議中國政府適度調整關於員工解聘的相關法律條款，同時鼓勵和規范勞務派遣制等靈活的用工方式，逐步盤活僵化的勞動力市場。

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提供的研究報告認為，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下，供給側存在大量的結構性問題，導致市場無法自動實現平衡，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生產要素本身、要素配置機制以及要素產出模式三個方面。其一，要素本身的結構性問題以勞動力要素為代表。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的勞動力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沿海城市勞動力緊缺及其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成為近年來企業盈利水平下降的重要影響因素。另一方面，長期的廉價勞動力供應使得勞動力技能培養問題被忽視。目前，中國較為成熟的九年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體系分別滿足了基礎知識和理論知識的教育需求，但缺少各類應用型技能知識教育體系，導致勞動力技能與實際需求出現錯配。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以及產業升級對勞動力要求的提升，中國的勞動力要素在數量和技能方面均出現結構性障礙，導致企業人員與高素質人才短缺現象並存，制約了企業成本效率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升。

其二，要素配置機制的結構性問題是以資金要素為代表。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單位社會融資增量推動的GDP增量由2007年的0.83元大幅下降至2013年的0.28元。這表明大量的GDP增量被低效使用，沒有很好地發揮對實體經濟的拉動作用，而導致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在於金融抑制和僵尸企業。中國的金融市場尚不成熟，企業缺乏多樣化的融資渠道。以股權融資為例，証券市場低迷且上市輔導審批流程過長。2010年至2013年，中國非金融企業境內股權融資佔社會融資總規模的比例由4.1%下降至1.3%。銀行作為主要的信貸渠道，長期將大量的低成本資金投向政府所扶持的國企、投融資平台甚至僵尸企業，而對市場反應更為靈敏的民企由於融資渠道不足隻得轉向高成本的民間借貸。溫州民間融資綜合利率指數、全國地區性民間融資綜合利率指數長期位於20%上下，是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2-3倍。而民營企業的產業效率高於國有企業已是不爭的事實，2014年私營工業企業資產回報率為11%，遠高於國有控股工業企業4%的水平。

其三，要素產出模式的結構性問題，可以通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較低反映出來。盡管不同機構和學者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式和絕對值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較為一致的認識是，過去20年間，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低於日、韓等國相似歷史階段的水平，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快速下降。這一事實表明中國過去的增長主要依靠資金等要素數量上的投入實現，而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產出質量不高，這也與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管理水平、技術實力和創新能力不足的現象相一致。這一問題正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要素產出模式的結構性問題帶來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后果在於，如果不能轉變要素產出模式並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那麼新的需求領域將很難被挖掘、拓展和創造出來，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將喪失新的動力。

生產要素本身的結構性變化使得中國過去簡單依靠要素數量的投入實現的增長不可持續﹔在外部需求水平惡化的環境下，要素配置機制失衡導致市場無法根據需求水平的變化自發地調整供給水平，同時，造成財政和貨幣政策等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下降﹔而要素產出模式落后導致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無法滿足和推動新的需求升級趨勢。因此，在中國的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無法自發實現均衡的情況下，需要政府通過供給側改革，針對這些結構性問題進行調整。

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密不可分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則表示，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他說，中國是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存在很大的過剩產能，需要大改革。尤其要在供給側創建一個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合作體系，鼓勵高投資回報率以及創新創業等，金融體系的改革也是必須的。供給側改革還包括解決房地產市場出現的一些問題。在斯賓塞看來，目前在公共和私營領域投資都不夠，這是需求方面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需求側和供給側都需要進行政策改革，因為兩者是互相聯系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古利亞與斯賓塞教授持類似的觀點。他說，當全球經濟進入“新中庸”，我們都需要加快改革，而非停滯改革。“十三五”期間，中國將加快改革，為達到更好的平衡，需要供給側和需求側相結合。中國債務佔ＧＤＰ的比例還是比較低的，仍有刺激空間，而這種刺激將會對中國及國際經濟起到拉動作用，世界其他國家也要向中國學習。財政有盈余或者比較平衡的國家，有能力採取這種結構性改革。此外，還需要選擇一些邊際效益較高的項目，利用好當前利率較低的環境，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同時，在需求側也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在經過六至七年的財政調整后，西方國家都需要仔細地審視一下需求刺激。

在這場分論壇之前舉行的以“砥礪前行的世界經濟”為主題的全體會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在沒有充足、合理需求的情況下，供給側的改革反而會增加失業、拖累經濟，而不會促進增長。他說，有效的供給側措施通常要與需求側聯動。

目前，中國政府已有相應的政策舉措出台，財政部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波士頓咨詢公司建議，在地方政府層面，應考慮幾個潛在的資金籌措方式：根據各地產業過剩行業的實際情況，發行長期專項債券籌措資金﹔劃撥部分國有資本到社保基金，充實社會保障﹔由各級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同出資成立公益培訓基金，對適齡下崗員工進行培訓轉崗或分流。

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認為，無論是注重需求側刺激的凱恩斯主義，還是注重供給側調整的供給主義，都是政府可以考慮使用的宏觀調控思路，而兩種思路在全球和中國歷史上都有過非常成功的實踐經驗，供給主義為宏觀調控提供了更廣闊的思路，可以和需求側管理手段一起為政府提供更多樣化的政策組合。從中國上一次通過供給側改革手段減輕供給過剩矛盾的經驗可以判斷，“去產能”等舉措將在短期內給宏觀經濟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1998年，以國企改革和“去產能”為代表的供給側改革舉措有效地減輕了供需失衡的矛盾，但與之相對應的是明顯的經濟放緩和通縮信號。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速由此前10%左右的水平滑落到8%以下，CPI由1998年1月的0.3%下降到1999年6月的－2.1%。可以預見，在本次供給側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將不可避免地承受GDP增速進一步下滑和通貨緊縮的壓力。去僵尸企業意味著銀行不良資產的增加，減稅等舉措勢必將減少財政收入、增加財政赤字壓力。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需要考慮適度擴大財政赤字，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並配合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保持物價的合理穩定增速，以平衡供給側改革帶來的短期負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