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需回歸本原，大道至簡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看來，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境界，“為了使新境界引導經濟進入新階段，必須讓它回歸本原，大道至簡”。
他表示，下一步推進供給側改革，關鍵是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少政府直接參與資源配置。在供給側改革的戰略轉型過程中，政府應做好六件事：一要通過深化改革，促進市場逐漸完善，創造讓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二要穩定宏觀經濟，創造穩定的環境，讓企業和市場有穩定的預期，為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三要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使准公共產品和准公共服務有效地供應﹔四要加強市場監管，保障公平競爭，維護市場秩序﹔五要促進共同富裕，從整個經濟活動的結果上發揮政府的作用﹔六要彌補市場失靈，有了問題政府出面解決。
李揚建議注意五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如果政策重點轉到供給側，重點在於要讓勞動、土地、資本、科技等這些經濟發展的源流迸發創造財富，而不僅僅從“三駕馬車”間接對其發揮作用。第二，從政策調控的目標來看，如果重在需求側調控，主要是熨平波動，考慮經濟長期發展的潛力強基固本，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是主要舉措。第三，如果強調在需求側對經濟進行調控，不應該讓微觀主體有歧義，每天想著貨幣政策、匯率、大宗商品的變化，肯定不會去考慮實體經濟的發展，所以要創造穩定的環境。第四，需求側的管理注意速度，供給側的調整則需注意質量、效益和全要素生產率。第五，需求側調控的特點是強調經濟的不斷擴張，供給側管理就要擠掉經濟中的水分，使經濟呈現健康的面貌，即“三去一降一補”，把過剩產能、庫存擠掉。在此過程中，要下決心去杠杆，經濟才能健康運行。
“去產能”：可借鑒五種國際成功經驗
“去產能”是中央確定的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之首，也是改革的攻堅之戰。在去產能過程中，“員工安置與再就業”和“資本效率與壞賬處置”成為兩大焦點問題。處理好這兩大問題，關系著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波士頓咨詢公司認為，根據國務院最新的去產能目標估算，未來兩至三年內，由於去產能可能面臨失業的人群為300-350萬，主要集中在西北、華北和東北地區，可能推高失業率0.2%－0.3%，相比於1998年約2100萬的下崗人數，加之目前日趨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本次員工安置大潮在國家層面整體可控。但不應忽視的是，煤炭、鋼鐵企業是許多地方的經濟支柱，吸納了當地大量就業人口，因此部分去產能行業集中度較高的地區將面臨較大壓力，若採用過於激進的方式去產能而未能妥善安置下崗員工，將給地方經濟和社會穩定帶來隱患。
該機構結合國際案例、企業訪談、文獻研究及其在全球范圍內與政府企業的合作經驗提供的研究報告認為，能夠兼顧短期社會穩定和長期經濟轉型的舉措是最佳的員工安置方式。從國際經驗看，員工安置與再就業主要有內退買斷、創造公共服務、培訓分流、轉型升級創造新機會，以及建立人才培養長效機制等五種方式。
方式一：根據世界銀行對各國的觀察以及中國1998年下崗潮的經驗，鼓勵提前退休、提供離職津貼依然是最直接有效的安置方式，尤其是針對臨近退休、再就業難度大的員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央政府決定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資金的規模是兩年1000億元，用於解決職工安置問題。但是，這些短期應對方式一方面加重了政府及企業本身的財政和財務負擔﹔另一方面並未給社會經濟創造價值。因此，積極創造再就業的條件和機會，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保障職工的生活水平。
方式二：政府提供階段性公共服務就業機會，給予下崗員工尋求再次正式就業的過渡期。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實施的經濟改革曾導致大量職工下崗，為此，韓國政府推出“大眾工作計劃”，為低收入但又沒有資格取得失業保險待遇的失業人員提供幫助，主要提供四大類工種：1.基礎設施建設，如森林培育、維修公共設施等﹔2.為社會服務和慈善機構提供服務﹔3.打掃環境衛生﹔4.參與政府的信息建設工作。僅1999年，大眾工作計劃提供了約40萬個工作崗位，降低了2%的失業率，有效緩解了潛在下崗員工的安置問題。
方式三：企業或政府提供再就業培訓，向服務型行業分流。荷蘭郵政曾開展過大規模的員工培訓再就業行動。雖然該企業員工年紀較大，技能單一，但都具有極強的自律性和責任心，這正是許多其他崗位所必須的核心要素，例如公共交通司機、安保等。因此，荷蘭郵政對員工進行了再培訓，並給予一定過渡期和資金獎勵。在此行動中，僅安保工作崗位就成功對接了上千員工。德國魯爾區在轉型過程中建立了全國最大的職業培訓學院和各類再培訓中心，還與招工局聯網，向每個培訓者提供兩個以上的就業機會。
方式四：企業通過自身業務轉型升級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並對老員工進行專業技能的培訓轉崗，帶來新的經濟價值。德國魯爾區曾以傳統工業蜚聲全球，而20世紀50－60年代的新技術革命浪潮給魯爾區造成了巨大沖擊，隨后魯爾地方政府制定了“新產業化”政策，以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就業結構調整：一是建立技術設計園區，引入並創建了212家新興企業，創造了3650個工作崗位，並通過引入新的人才強化對年輕勞動力的技術轉型改造。截至2010年，化工、物流、商業貿易和醫療保健行業吸納了56萬從業人員。二是根據地區的發展歷史和資源稟賦進行工業遺產綜合開發，打造“工業旅游”品牌。例如，保留傳統行業的小規模模擬生產，讓游客參與工業流程，或將廢棄工廠改造成文化娛樂設施。由於旅游業屬於勞動密集型行業，且對專業技術能力要求不高，從而創造性地解決了傳統產業員工過剩的問題。
方式五：建立高等教育及職業培訓長效機制，培育新興技術，促進經濟健康發展。德國魯爾區的再次騰飛離不開當地政府對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度重視和持續投入。13年內，魯爾區從一個沒有任何大學的地區轉為歐洲境內大學最密集的地區。為了加強科研成果的應用，魯爾區還建立了一條橫貫全區的“技術之路”，把區內的經濟中心和研究中心聯系起來，對於產業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多元化起到了關鍵作用。
國企改革將是本次供給側改革成敗的關鍵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之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就是通過改革開放，系統地、大規模地降低了體制成本。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在其他方面的體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把這個成本曲線向下推，國際競爭力就會受到損害。系統降低體制成本是中國爭取走出經濟困境、應對轉型，爭取一個更好未來的關鍵所在。”
他表示，體制成本主要包括稅負、社保等法定成本，市場主體對市場機會做出反應的成本以及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外部經營環境的惡化導致企業的利潤水平大幅下滑，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企業綜合稅負過高的問題凸顯，根據2013年財政部經濟建設司的報告數據，中國企業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后的稅負達40%，超過過去30年OECD國家24%－27%的平均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原部長張小濟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採訪時表示，政府要給企業家一個“親商”的環境，例如降低企業稅收成本，減輕企業負擔。外部環境不好，企業如何能做好？
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建議從治標、固本、創新三個方面推進供給側改革，具體包括：“止血”—降低稅負成本，減輕企業負擔﹔“輸血”—清除僵尸企業，打通輸血機制﹔“創新”—降低市場壁壘，助力企業創新。
該機構的研究報告提出，將深化國企改革作為供給側改革的抓手。國企改革將是本次供給側改革成敗的關鍵。當前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大都與國企改革不徹底有直接或間接聯系。從要素的投入看，國企佔據和消耗了比民企更多、成本更低的資源，是資源配置機制不平衡的主要體現﹔從要素的產出看，國企並沒有高效地利用所獲得的資源，其利潤和資產回報水平平均明顯低於民企，並且當前的產能過剩主要存在於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等國企主導的行業。從歷史經驗上看，1998年的供給側改革之所以成果顯著，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以國企改革為抓手去僵尸企業。當時以紡織為代表的行業出現大量過剩產能，國企大面積虧損，信用資源持續流向國有虧損部門。政府通過兼並破產方式減少約五萬家落后國企，截至2000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的虧損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而對此次改革來說，更重要的是完成上一輪國企改革沒有實現的目標，即通過完善國資監管方式、鼓勵混合所有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舉措，優化國資布局，並真正將商業類國企改造成為市場競爭主體。
研究報告還建議，以經濟手段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方式。對大企業而言，首先可以逆勢擴張，通過兼並收購擴大業務規模，實現業務轉型或跨越式增長。歷史上，巴裡克在1984年金價快速下滑時從石油行業轉型進入金礦領域，隨后在長達20年的金價震蕩期內通過一系列收購成為全球最大的金礦企業。其次，利用外部危機倒逼組織變革。中國企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組織架構日益龐雜，管理方式和組織能力存在諸多缺陷。當前要求企業擁有精簡高效、反應敏銳、行動靈活的組織能力，以便積極開展技術創新，實現集權與自治的管理平衡，建立廣泛的合作關系並有效地降低風險。此外，還應突破創新，順應消費升級創新業務模式，滴滴、優步等公司就是利用互聯網技術整合社會乘用車資源，有效滿足了當前一二線城市快速增長的乘用車出行需求。
中國有句老話叫“不破不立”，當前供給側改革是消除結構性障礙、恢復市場機制、釋放企業活力的重要舉措，隻有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的扭曲，並加以制度保障，改革才能破“冰”。改革的陣痛，是中國經濟“破而后立”的必要階段，將為日后經濟的長期穩定和企業的騰飛奠定堅實基礎。（記者 原鬆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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