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現狀、問題與對策

國際產能合作是指兩個存在意願和需要的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產能供求跨國或者跨地區配置的聯合行動。產能合作可有兩個渠道進行：既可以通過產品輸出方式進行產能位移，也可以通過產業轉移的方式進行產能位移。可見，我國提出的產能合作超越了傳統的資本輸出，它既是商品輸出，也是資本輸出。不過，流行的產能合作主要指產業轉移。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國際產能合作成為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主要內容、政府工作的重點內容、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

當前我國“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取得積極進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和障礙，需要進一步採取相應措施，促進“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持續順利進行。

“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取得積極進展

1.產能合作增長速度較快

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我國對外投資合作快速增長。據商務部統計，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的653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投資7350.8億元人民幣（折1180.2億美元），同比增長14.7%。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國累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5.4萬億元人民幣（折8630.4億美元）。其中，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148.2億美元，同比增長18.2%，佔總額的12.6%，投資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薩克斯坦、老撾、印尼、俄羅斯和泰國等。

據統計，2015年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新簽合同額13084億元人民幣（折2100.7億美元），同比增長9.5%，完成營業額9596億元人民幣（折1540.7億美元），同比增長8.2%。其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60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3987份，新簽合同額926.4億美元，佔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4.1%，同比增長7.4%﹔完成營業額692.6億美元，佔同期總額的45%，同比增長7.6%。

2.產能合作方式多種多樣

我國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能合作的方式日益多樣化，比如，在基礎設施領域電力產業參與方式日益多樣，從最初的設備供貨到目前的EP（設計－採購）、EPC（設計－採購－建設）、IPP（獨立電站）、BOT（建設－運營－移交）、BOO（建設－擁有－運營）、PPP（公私合營）、並購、融資租賃等多種形式，中國電力企業“走出去”的水平不斷提高。

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國承包企業充分發揮資金、技術優勢，積極探索開展“工程承包+融資”“工程承包+融資+運營”等方式的合作，有條件的項目更多採用了BOT、PPP等方式。

境外經貿合作區是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與裝備制造合作的有效平台，已成為促進中國和東道國經貿合作雙贏的重要載體。據統計，截至2015年底，我國企業正在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75個，已通過確認考核的13個。在建的75個合作區中，53個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通過考核的13個合作區中，10個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建75個合作區中，有一半以上是與產能合作密切相關的加工制造類園區，累計投資70.5億美元，入區企業1209家，累計總產值420.9億美元，帶動了國內紡織、服裝、輕工、家電等優勢傳統行業部分產能向境外轉移﹔13家通過考核的合作區，主導產業涉及有色、輕紡、服裝、汽配、建材、家電等優勢產業。

值得指出的是，2015年廣西的欽州與馬來西亞彭亨州的關丹建設的“兩國雙園”——中馬欽州產業園和馬中關丹產業園已順利開園。“兩國雙園”開辟了新時期國際經濟和貿易合作的新模式，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推進產能合作、促進雙向投資提供了有效載體。今后，“兩國雙園”模式還有可能擴展成“兩國多園”“多國多園”模式。

3.多種優勢產業“走出去”

當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跨國產能合作的產業，既有以輕工、家電、紡織服裝為主的傳統優勢產業，以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為主的富余產能優勢產業，又有以電力設備、工程機械、通信設備、高鐵和軌道交通為主的裝備制造優勢產業。

“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還帶動了中國鐵路、電力、通訊等優勢行業的相關技術和標准“走出去”，有利於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比如，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至萬隆高速鐵路項目是中國從技術標准和裝備制造，到勘察設計、工程實施和運營管理等全方位整體“走出去”的第一單項目，具有標杆意義﹔已開工中老鐵路，匈塞鐵路也有力地帶動了中國鐵路標准和設備“走出去”。

4.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起上

企業是產能合作的主體。截至2014年末，中國對外非金融類投資存量為7450.2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佔53.6%，雖然依然處於主導地位，但同前些年相比持續下降﹔非國有企業佔46.4%，同前些年相比穩步提升，投資主體結構持續優化。

在國有企業中，中央企業是“走出去”主要力量。截至2014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業在境外設立了8515家分支機構，分布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已有80多家央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比較有代表性的央企包括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海油、中國移動、中國電網、南方電網、中國建材集團、中國電建等。

在“一帶一路”戰略引導下，眾多民營企業也紛紛參與跨國產能合作。比如，青山鋼鐵公司在印尼建設青山工業園，華夏幸福基金有限公司在印尼合資建設產業新城，等等。事實上，當前不少境外經貿合作區實際上是由民營企業作為境內實施主體而運營的。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8月，全國工商聯發起設立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由59家民營企業組成，注冊資本高達500億元。中民投的成立為民營資本參與跨國產能合作提供了新的資源、途徑和商業模式。目前，中民投已在香港、新加坡、倫敦等地開展業務。

“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存在的問題與障礙

據統計，2014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流量為136.6億美元，佔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比重為11.1%﹔2015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增長到148.2億美元，佔比略有上升，也僅為12.56%。當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產能合作還處於起步階段，不可避免具有規模小、問題多、風險大等特征，需要在今后實踐中逐步解決。

1.促進產能合作的體制機制和支持服務體系不健全

長期以來，我國對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採取比較謹慎的限制體制，行政審批體制過於復雜，缺乏效率和透明度，在投資審批、外匯管理等方面存在諸多制約。本屆政府成立以來，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已經對境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除少數敏感投資國別、投資項目必須經過審批之外，其他境外投資一律取消項目核准，實行備案管理體制，清理取消束縛對外投資的各種不合理限制和收費。但是，除了簡化前置審批之外，事中事后監管體制機制卻沒有及時建立起來。目前促進跨國產能合作的政策分散且不成體系，政策支持力度嚴重不足，已有的政策執行效果也較差。特別是涉及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管理體制機制一直處於“放”與“管”的摸索之中，至今不清晰、不健全。此外，對外產能合作的信息服務網絡、統計監測系統等支持服務體系建設嚴重滯后，不利於政府對產能合作進行總體部署和調整，難以及時發布風險預警。

2.與國外制度環境和技術標准不兼容

企業“走出去”要面對與國內迥異的制度環境，但我國企業在這方面應對准備不足，由於不熟悉國外商業習慣、法律環境，以及缺乏國際項目經驗等，往往發生“合同泡湯”項目落地困難、企業被罰等事件。目前的“一帶一路”建設具有比較明顯的G2G的特點，即“政府對政府”。G2G的合作方案重點關注了政府（或者說執政黨），但對各國的市場、對各國老百姓的好處有時並沒有體現在明處，容易遭遇各國反對黨的阻擊以及社會層面的抵制。我國過去在緬甸、越南、斯裡蘭卡、泰國等都遭遇到類似的事件，一些重大投資項目因受到抵制而被迫停止。

有些國家盡管土建市場增長迅速，但合同條件不規范，不使用國際上通行的FIDIC條款（《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條件》），東道國發包企業制定合同隨意性大，增加中資企業執行合同的風險。

產能合作技術標准不對接。比如，部分中東國家，雖然自身技術能力較弱，但是推崇歐美的工業技術和標准，中資企業進入面臨巨大壓力。一些國家長期執行歐洲標准，特別是電力、石油煉化、交通運輸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已經形成固定渠道來源的歐洲技術標准體系和龐大既得利益集團。一些國家電力項目甚至明確規定不能使用中國標准，而是採用日韓或歐美標准。

3.企業國際化能力不足

我國汽車企業對各國市場的特征和規則尚待深入了解，在品牌形象維護、知識產權保護、外方違約責任追究、反傾銷訴訟等方面自我保護能力不足，“走出去”舉步維艱。我國工程機械在海外市場競爭，不但關鍵技術和關鍵部位依賴發達國家企業，售后服務亦成為明顯的制約因素。而鋼鐵企業由於技術水平不高、國際商務談判能力差，在國際鋼鐵市場飽和的情況下被迫擠在狹窄的市場內，主要集中在上游礦產資源開發環節，中游冶煉環節對外投資很少，隻在東南亞、非洲零星建立了鋼廠。

我國企業在跨國產能合作中遇到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具有國際化視野的人才隊伍、尤其是中高級經營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匱乏有關。跨國產能合作涉及各國法律、匯率、財會制度及各種復雜因素，而企業隻有擁有完備的熟悉國際市場分析、商務規則、法律法規、投融資管理、項目管理等人才隊伍，才能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市場中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