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政策咨詢研究工作將聚焦於哪些重點領域?如何更好地為中央決策服務?2月25—26日,一年一度的全國政策咨詢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這是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正式啟動之后召開的首次全國政策咨詢工作會議。
本次會議為期一天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會上作工作報告。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市長楊雄到會致辭。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屠光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隆國強、王一鳴,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余斌出席會議。來自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及省會城市發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等政府研究機構的近300位代表參加會議。
國研中心今年全面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
李偉在題為“把握機遇、主動作為,奮力開創政策咨詢研究工作新局面”的工作報告中,傳達了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對政策咨詢工作的重要批示,通報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研中心”)2015年工作情況和2016年工作思路及要點,提出並分析了當前政策咨詢工作需要重點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在介紹國研中心開展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的進展時,李偉說,國研中心自2011年提出建設“一流智庫”目標五年以來,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為開展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打下了堅實基礎。最近幾年,國研中心在長期開展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長期性以及熱點難點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又充實了三項重要職能。一是開展對國家重大改革方案的論証、政策實施過程的中期評估和落實效果的評估。二是面向全社會開展對國家重大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專業解讀。三是國研中心過去以課題項目為紐帶開展的國際交流合作,已經上升為國家層面的交流合作。智庫外交正在成為大國外交越來越重要而有效的平台和渠道,國研中心在國家軟實力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國研中心服務中央決策的方式,已經呈現出政策研究、評估、解讀和國際交流合作“四位一體”的新格局。
李偉說,按照中辦、國辦聯合印發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國研中心在去年3月成立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方案”編制工作領導小組,同時還成立了工作小組,去年6月形成了《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方案》並報中宣部審核。去年11月9日,中央深改組第18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方案》,並公布了首批試點單位名單,國研中心名列首批25家試點單位首位。根據中央和社科規劃辦要求,國研中心在去年年底修改了《試點方案(草案)》報送社科規劃辦。目前,試點方案及各項實施細則正在完善,准備上報國務院批准后扎實推進。
李偉還介紹了國際發展知識中心的籌備進展情況。該中心是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宣布的,由國研中心負責籌建。國研中心已與財政部、外交部、商務部等部門進行了多次深入溝通,籌建方案經過反復討論、修改,最近准備上報黨中央、國務院。
談及2016年的工作思路,李偉表示,國研中心將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牢牢把握為中央決策服務的根本方向,緊密圍繞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展重點熱點難點問題研究,以完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全面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進一步增強政策研究的理論支撐和實效性,進一步提高政策評估的專業水准和規范性,進一步提升政策解讀的社會影響和系統性,為中央決策提供高質量智力支撐。
政策咨詢工作需重點關注和深入研究八大問題
李偉在報告中重點闡述了今年政策咨詢工作需要重點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八方面問題。
一是關於宏觀經濟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李偉說,我國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是供給與需求不匹配、不協調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重大變化而做出及時調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既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也是針對近幾年需求管理政策邊際效果遞減的務實選擇。供給側政策傾向主張對外開放、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減少干預、降低稅收,在制度上減少限制,注重結構調整,關注中長期目標﹔需求側政策傾向主張實施財政和貨幣政策、增加公共品供給、擴大需求、政府干預,在制度上加強對經濟的管制,更注重總量調整,關注中短期目標。
李偉強調,就我國當前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供需矛盾和結構失衡的重要抓手和切入點。但是,也要注意不要把供給側結構改革泛化,要把供給側體制機制改革的重點與相配套的政策調整區別開來,與產業轉型升級的內涵區別開來,與具體產品的升級換代區別開來。具體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著力推動供給側的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產品創新提質,增強供給對需求變動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的內容十分豐富,今年的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既包括體制機制改革內容,也包括很多政策調整內容。
李偉認為,2016年,我國經濟處在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期,預計投資增速將繼續下行,並進入個位數增長時代﹔出口在保持市場份額不下降的同時,有望出現微幅正增長﹔消費有望保持基本穩定,增速繼續超過投資。同時,仍面臨工業通縮、企業效益下滑、資本外流、債務違約增加、潛在失業風險增大等突出挑戰。總體看,若能緊緊抓住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在保持總需求適度擴張的同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年仍有條件爭取6.5%以上的增長,努力實現“十三五”的良好開局。
二是關於2016年的國際經濟走勢。李偉說,2016年全球經濟發展的風險增高,變數加大。美元升值導致的資本外流和油價低迷導致的出口收入下降,可能對新興經濟體形成雙重打擊,拖累全球經濟,本幣貶值預期加強會引發資產拋售潮,沖擊金融市場,還會加重企業的外債償債負擔,引發企業破產,從而誘發金融及經濟危機,甚至引爆地緣政治沖突。這種風險在2016年年初已經有所顯現。2016年,我國要把握好資本賬戶開放的節奏,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有序調整,穩定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這有助於穩定我國宏觀經濟基本面。需要關注今年全球經濟面臨的另一個主要風險是,美國和歐盟的經濟復蘇可能都不夠穩固。
三是關於化解過剩產能的問題。李偉說,2015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去產能”作為2016年五大任務之一。最近,國務院研究出台《關於鋼鐵和煤炭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了不少化解產能的政策措施,但是,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例如,第一,什麼是“管用的”退出政策。應研究與此有關的一些問題,如企業退出后大量的債務損失要由誰來承擔?如何讓銀行有積極性核銷債務?政府要不要承擔一部分債務損失?等等。第二,化解產能過剩的目標問題。化解過剩產能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比較准確地判斷經濟發展趨勢,分析市場需求變化。“十三五”期間煤炭需求量、鋼鐵需求量的變化趨勢,對判斷化解過剩產能的目標至關重要。第三,哪些行業的產能過剩需要政府推動,哪些行業可以依靠市場化解?現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很多,如果都靠政府親力親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要仔細分析不同產能過剩行業的特征,採取精准有效的措施化解產能過剩。
四是關於當前我國金融領域的主要風險。李偉說,金融風險是今明兩年風險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當前金融領域值得關注的風險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銀行體系風險壓力巨大。實體經濟杠杆率仍在大幅上升,但經營效益仍在下滑,部分企業隻能依靠“借新還舊”甚至“借新還息”維持經營。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持續惡化。部分中小金融機構尤其是農信社信貸風險突出。今明兩年,隨著“去杠杆”、“去產能”、“去庫存”的推進,商業銀行經營環境將更加嚴峻,風險有可能更為集中。
——外匯市場和跨境資金流動風險不容小覷。受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美元進入加息周期等因素影響,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增加,經濟主體持匯、囤匯和外幣負債去杠杆化意願增強,資本流出壓力上升。今年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和資本流出的主要因素包括:中美經濟周期不同步可能導致資本繼續回流美國、境內主體資產全球化配置趨勢也越發明顯、企業海外投資步伐加快等。
——民間金融風險快速上升。近幾年快速發展起來的各類理財公司、P2P網絡借貸平台等有組織的民間金融,由於經營不規范、監管職責不清等原因,在經濟持續下行壓力下,違約風險陸續暴露。尤其是P2P網絡借貸平台“卷款跑路”事件頻發。民間金融涉眾性強、地域范圍廣、風險積聚快,極易引發社會穩定風險,同時也加大了向正規金融體系傳導的可能性。
——跨市場、跨行業的交叉風險是風險防范中的難點。隨著金融綜合化經營不斷推進以及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風險極易在不同市場、行業以及機構間傳遞,引發連鎖反應和疊加沖擊。
五是關於房地產“去庫存”及化解潛在風險。李偉說,目前,我國房地產“去庫存”任務相當艱巨。在總體壓力很大的情況下,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壓力更為明顯。還應注意的是,在商品房庫存結構中,除住宅之外,商業營業用房和辦公樓的庫存也佔較大比重。在“去庫存”壓力和難度持續加大的情況下,必須高度關注兩大問題和風險隱患:一方面,2016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幅很可能會出現負增長。另一方面,要防止房地產開發投資負增長和“去庫存”壓力加大,導致金融風險和地方債務風險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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