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跡能否再現【2】

　　“四小龍”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經濟空心化、家庭債務繁重、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日益顯著

　　第一，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突出。韓國與台灣制造業面臨一定挑戰，而服務業發展動力不足。韓國經濟依賴制造業出口，但當前制造業地區發展不均衡﹔在全球價值鏈中，韓國企業又面臨美日核心技術的“堵截”和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追兵”，處境較為尷尬﹔與此同時，韓國的服務業多由技術含量和盈利能力較低的中小企業組成，知識密集型服務企業較少，行業監管不利於競爭和創新，使得勞動力、資本和政府資源無法有效配置，拉低了行業生產能力。台灣則過度依賴代工和電子、半導體等少數制造行業，缺乏關鍵零部件生產能力和核心技術研發能力，最終產品的出口市場又過於集中，產業結構十分單一和脆弱﹔受限於島內需求，服務行業多為附加值較低的傳統產業，在兩岸“服貿”協定難以簽署的情況下，失去了依靠大陸產業轉型刺激服務業發展的良機。

　　第二，香港經濟泡沫化和“空心化”嚴重。房地產業作為香港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寡頭壟斷和與之相關的高樓價催生了樓市泡沫和投機行為，造成了市場供需的嚴重失衡，抬高了企業生產經營的成本﹔在將工業制造業轉移至大陸后，香港制造業急劇萎縮，轉而專心發展配套服務業，形成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游及工商服務等對外部需求依存度極高的四大支柱產業，導致經濟“空心化”問題嚴重﹔且隨著“前店后廠”模式的衰落，香港沒有適時開展技術創新、向知識經濟轉型，嚴重影響服務產業增值能力和競爭能力。

　　第三，家庭債務繁重成為普遍狀況。韓國家庭債務增速明顯、總量驚人。據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統計，截至2015年9月，韓家庭債務已高達1166萬億韓元，2012-2015年（9月底）增速呈上升趨勢，分別為5.2%、5.7%、6.5%和10.4%﹔住房抵押貸款是家庭債務的主要形式，其主要成因是低利率政策、對住房貸款的寬鬆限制以及住房建設拉動的樓市回暖等。新加坡整體家庭債務狀況良好，但存在一定風險。目前主要的風險是，新加坡利率上漲增加了家庭還債的壓力，而國內外經濟形勢對收入的影響則可能制約家庭償債能力。

　　同樣，港台家庭債務近年來也不斷攀升。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數據，2005-2015年間香港家庭債務佔GDP比重整體呈上升趨勢，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已達66.3%，其中，住房按揭貸款是最大的債務組成部分，其他私人用途貸款次之﹔香港跟隨美聯儲提高利率之后，有可能對償還這兩種家庭債務產生一定壓力。台灣家庭債務狀況有所惡化。調查顯示，2015年台灣家庭負債佔GDP比重達到83.8%，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高達120%，家庭財務杠杆較高。在台灣整體儲蓄率較高的情況下，債務情況依然可控，但在經濟增速較低的大背景下，債務對個人消費的制約作用應引起足夠重視。

　　第四，貧富差距拉大日益成為社會問題。新加坡絕對貧困現象並不嚴重，但自2000年起，新加坡的收入不平等趨勢愈發明顯，近些年基尼系數一直維持在0.46以上，即使通過政府轉移和稅收等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基尼系數仍高位徘徊在0.41-0.43，超過了聯合國設定的收入不平等國際警戒線（0.4）。韓國本是基尼系數較低的國家，但是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該系數進入上升軌道。

　　香港的貧富差距也非是香港社會的短期問題。有數據顯示，1981年香港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2012年更飆升至0.537。台灣當局公布的基尼系數並不高，基本維持在0.35左右﹔但台灣民眾的感受卻與官方數據迥異，這一方面源於貧富差距議題政治化和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也因為台灣結構性失業嚴重，實際工資水平多年未變，與民生有關的物價大幅上漲。

　　2016年亞洲“四小龍”經濟走勢展望

　　韓國經濟形勢喜憂參半。喜的是國內私人消費、投資等的拉動較為強勁﹔憂的是家庭債務高企、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等因素可能會對韓國私人消費和出口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具體而言，2016年韓國的私人消費因消費者信心的增強和國內外游客人數的增長將成為重要拉動力，但設備投資因國內外經濟不確定因素尚存可能出現不景氣狀況﹔住宅投資受需求上升的影響可能保持持續增長勢頭，但韓國家庭負債沉重可能成為制約因素﹔商品出口因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預計將有緩慢復蘇，但作為最大出口市場的中國增速放緩可能對韓國出口增長有一定制約。韓國央行預計，2016年韓國的失業率穩定在3.5%，整體物價水平小幅上漲1.4%，經濟增速約為3.0%。

　　新加坡可能持續中低速增長勢頭。對2016年新加坡經濟形勢各權威部門的預測基本在2.5%左右。其中新加坡央行發表預測稱，2016年新加坡經濟增速將在1-3%之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計值為2.9%，而新加坡國內學者預測為2.2%。從內部因素看，金融服務業、批發貿易等優勢行業以及國內需求將繼續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石油鑽探、零售、食品等行業分別因油價波動和勞動力市場緊縮的影響，將不會出現較大起色。從國際因素看，全球經濟緩慢復蘇，但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美國服務業主導的增長模式可能不會刺激外部需求的增長﹔而美國的加息政策和中國金融市場的波動，則可能會對新加坡金融市場產生一定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