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權力減法換活力加法【2】

簡政放權 浙江唱好重頭戲（全面深化改革進行時（浙江篇））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搞了十多年，改革的空間還有多大？”

“這次簡政放權，能否走出審批事項‘不減反增’的怪圈？”

“制度紅利的釋放，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

為回答在新一輪簡政放權改革中群眾的關切、疑慮，調研採訪組踏上了開往南方的高鐵列車。

到達浙江，改革開放的前沿，扑面而來的不僅有朵朵的鮮花，還有早已模糊了界限的城市和鄉村。

“扁平化的現代政府，最有可能在彌合了城鄉差異的環境中建成。”政治學的規律總結提示我們探尋經濟繁榮背后的制度基因。

政府簡政放權，能否真的不反彈

走進杭州“市民之家”，首先感受到的是政府辦事的效率。“看，這裡就是政府。與市民打交道的政府部門90%以上進駐市民之家。在這棟樓裡有1000余名工作人員和321個窗口，可以為民辦理942項事務。”杭州市行政審批服務管理辦公室主任祝永平領著我們走進這棟總面積2.8萬平方米的現代建筑。

前來辦事的群眾如同在銀行辦理業務一般，憑號排隊到窗口。辦社保、取護照、領房產証，甚至交罰款，全都能享受微笑服務。“現在已經習慣了這樣與政府打交道。”來辦証件的劉德明告訴記者，在這裡，不用一間間辦公室敲門，也看不到蹺著二郎腿看報的工作人員。

“浙江搞了10多年的行政體制改革，針對群眾的便民服務，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如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我們把著力點放在審批制度改革上。”祝永平說。

企業投資，需要注冊、立項、批地、貸款、設計、建設、驗收……在數不清的環節中，要和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門打交道。如今，改革主要是壓縮行政審批的環節鏈條，服務企業等市場主體，讓投資項目盡快實施，讓市場活力持續迸發。“就像人的血液一般，流動起來，才有生命力。”

壓縮審批時限，立竿見影的是取消一部分審批事項。杭州市市長張鴻銘介紹，去年10月和12月，杭州分兩批清理削減了448項審批事項，其中行政許可事項118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330項，削減率達到51.26%。

取消下放的權力會不會反彈？或者搖身一變，以其他形式再次回歸？歷次改革中，這樣明減暗增、越減越增、不減反增的現象時有發生。如何確保政府“瘦身”后不反彈？浙江的做法是：公布三張清單。將政府權力清單、企業負面清單、財政專項資金管理清單公布，框定“瘦身”后的政府權力，堅決防止反彈。

不久前，富陽市對外公布了全國首張縣域政府部門權力清單：交通局134項，環保局41項，人事局29項……打開“富陽市網上政務大廳”網站，首頁就是全市行政部門的權力清單。媒體紛紛轉載，網民頻頻點贊。承載著全省推行權力清單制度“破冰”任務的富陽市，交出了一份完滿答卷。

“清單思維”其實是一種法治思維，權力清單，讓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負面清單，讓企業“法無禁止即可為”。這樣的法治思維在浙江的改革中隨處可見。

壓縮審批時限，可擠的水分有多少

審批事項少了，理論上，審批的速度應該快了，但現實生活遠比理論復雜。“我國行政管理是條線為主，本系統內上傳下達比較通暢，但系統與系統之間互聯互通就比較困難。”浙江省發展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認為，過去，像電路串聯式的審批，必須等上一家單位審批蓋章后，再交給下一家單位。

電路不僅有串聯方式，還有並聯方式，對於審批來說，並聯的好處是不同系統的審批可以同時進行。浙江的並聯審批，就是“一門受理、抄告相關、同步辦理、限時辦結”。這樣一來，各單位不用“等米下鍋”，行政審批效率大大提高。

杭州市選派大批干部到“市民之家”，為各類投資項目免費提供審批代辦服務，在辦事窗口，各單位授權的首席代表現場審批，基本實現審批不出中心。效能監察室裡，各個窗口辦理各項業務的時限一一列出，並用綠黃紅提醒離截止時間的遠近。“市民之家”已經成了杭州年輕干部開展群眾工作的培訓教育基地。

從取消審批事項，到再造審批流程，在壓縮審批時限中，政府部門“擠水分”，盡了最大努力。在海寧，作為全省審批制度改革試點縣市，該市首批取消調整了112項行政許可事項和64項非行政許可事項，一年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200萬元﹔在台州，一個工業性投資項目，從立項到落地開建，過去需要一年半，現在隻需4個多月……

“當然，時限不是越短越好，許多勘驗、論証需要時間，為的是項目的安全，不出‘豆腐渣’工程。”祝永平認為，下一步的著力點應該是與行政審批密切相關的中介服務環節。“中介服務提質增效已經迫在眉睫。”

制度創新成果，可釋放出多大能量

聽說紹興市柯橋區對中介機構管理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創新，我們啟程前去調研。在柯橋區的“市民之家”——柯橋區行政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王群向我們介紹，在柯橋區服務的所有中介機構全都進入了中心，像政府部門一樣開設窗口服務。中介機構的服務模式和我們在杭州“市民之家”看到的政府服務模式一樣，既溫馨又高效。

中介機構的服務水平究竟如何？制度創新可釋放多大能量？

袁麗萍，這位在柯橋為建設項目做了多年環境影響評估的專家，感受很深，“一個制度設計的變化，會給人們行為方式和心理狀態帶來超乎想象的改變。”過去，所有的環評報告，最終都需要環保部門審批，一會這兒需要修改，一會兒那兒不合格，“總給人一種故意刁難的感覺”。但是，既然環保部門管了，那把關的責任就交給環保部門了，將來環境出了問題，由環保部門“兜著”。去年，柯橋區試點“形式審查制”，“隻要環評單位簽字蓋章，就算通過。”環保部門不再實質審查了，袁麗萍的壓力卻增大了，由於環評單位這個中介機構須對報告終身負責，提交報告前，她總要改了再改，看了再看。

在“事前審查”的模式下，許多人有“闖關”意識、僥幸心理，出規劃、搞設計、做環評，並不認真，反正隻要政府部門批了，就算“闖關”成功。現在不同了，柯橋區試點“不再審批”改革，拿出一些投資項目，對前期許多環節不再審批，隻在最后關口進行綜合審批，這不僅提高了效率，而且使企業不敢心存僥幸，每一個環節都依法依規進行。

打破中介服務市場的壟斷，勢在必行。浙江省監察廳執法和效能監督室主任李伯來說，浙江省按照“市場導向、強化監管、規范運作、提速提效”的原則，推進政事、政企分開，打破區域、部門和行業壟斷，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准入和退出機制。天台縣等地建立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信息網，引進外地中介機構59家，實行網絡集中服務。溫州市探索實施審批中介服務事業單位與行政機關徹底脫鉤，25家中介機構人、財、物統一劃歸國資委管理。

政府自身改革，如何撬動經濟發展

減權減錢減事，清權確權制權，浙江的政府自身改革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掌舵”上，讓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來“劃槳”。

——取消和下放大批含金量高的審批權力。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大幅減少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要素價格的干預。

——制定三張清單，框定政府權力的大盤，描繪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伸多長，有多粗。運用法律手段來調節經濟、實施市場監管、保障公平競爭。

——再造行政審批流程，構建省、市、縣三級聯動的政務服務網，推進政社分開，疏通中介和社會組織“腸梗阻”，大幅度提高行政審批效率，提高政府執行力。

改革的效果如何？

一組數據有力印証了改革的成效：新一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正式啟動以來，省級行政許可事項從706項減少到424項、非行政許可事項從560項減少到96項，省級審批事項削減了59%。政府投資項目由360天縮短到60天、企業投資項目由300天縮短到55天、貿易主體設立由30天縮短到10天。

另一組數據反映了民間投資創業的活躍度：今年一季度，新設市場主體增長11%，新增企業數增長41%，分別達到13萬家、3萬家。目前浙江的企業有106萬家，加上個體戶，共有370多萬市場主體。也就是說，每15個浙江人就有一個市場主體。

浙江的簡政放權是綜合配套改革，涵蓋在政府自身改革的大盤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政府機構改革、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等協同推進，使改革更加協調。”浙江省委政研室主任舒國增如此評價，在他看來，浙江全面深化改革有五個環節——“寫劇本、搞排練、拉大幕、演全劇、唱好重頭戲”。而簡政放權，無疑是浙江改革大戲中的重頭戲。

離開浙江時，省長李強的一席話，讓我們深思：“改革開放35年來，浙江最值得總結的一條經驗是，浙江人把自身變成了資源，而且是最可貴的資源。”

是啊！從一個沿海卻封閉的省份，到如今成為全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不僅靠自然稟賦、區位條件、經濟基礎，更靠打造優質的發展環境特別是法治環境，讓百姓創業創新更加自由、更加舒心。

鏈接

浙江行政審批改革歷程

◆1999年，以全國首家行政服務中心在浙江省上虞市成立為標志，浙江啟動首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原有的3251項行政審批事項減少了50.6%。

◆2002年1月，浙江第二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開始，到當年底，共減少行政審批事項46.7%。

◆2003年10月，浙江開始第三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省級層面僅保留行政許可事項718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243項。

◆2013年，浙江第四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首先從全面加快清理行政審批事項開始。

此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重點是建立健全6項制度：建立集中審批制度、加快完善聯合審批制度、建立審批前置和中介服務規范化管理制度、推行入園項目和大項目審批服務全程代理制度、建立審批事項准入制度以及健全審批責任制。

其目的是通過此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從更高層次改善制度供給，讓企業獲取制度紅利。 

《 人民日報 》（ 2014年05月12日 01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