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釗
上世紀70年代，西方式民主即以美國式民主為代表的民主模式，被一些亞非拉國家奉為圭臬並付諸實踐。這些國家希望通過移植西方式民主走上自己的強國富民之路。幾十年過去了，這些國家並沒有通過西方式民主走上“良治”的道路，甚至連西方式民主的原產地——美國也陷入了困境。
2009年12月7日，美國《時代》雜志稱21世紀的頭十年為美國的“地獄十年”。這是以“911”事件為開場、以金融危機結束的十年，也是美國人自二戰以來最幻滅的十年。根據蓋洛普公司2014年6月的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佔4％，“較有信心者”佔3％，兩者相加僅為7%。我們不禁要問，美國到底是怎麼了？昔日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奉為學習對象的超級大國，為什麼在21世紀頭十年竟然陷入如此的戰略困境？美國所奉行並向發展中國家推銷的美國式民主真的是最優越的民主模式？這值得我們反思。
一.美國式民主的“五種病”
眾所周知，美國的民主憲政體制主要是通過橫向的“三權分立”和縱向的在野黨制約來實現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種體制設計自身存在著結構性矛盾。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認為，“美國憲政的設計原理，是刻意讓由多數民意產生的政府受到多重的權力制衡，讓代表少數民意的政治力量有多重機會行使否決權。這樣一種制度設計，講求的是協商手腕與妥協精神。如果社會的主流價值十分趨同，主要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很小，還可以維持平順運作﹔如果社會內部出現嚴重的價值分歧，主要政黨的基本立場南轅北轍，這個體制很容易陷入僵局。”
朱雲漢指出的美國民主憲政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集中表現在資本游說合法化、民粹政治泛濫化、政黨分贓公開化、否決政治常態化和政治治理司法化這五個方面。
1.資本游說合法化
30多年來，西方式民主的“金錢化”趨勢日益凸顯，其金錢民主的本質不斷顯現。1979年5月3日，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入駐倫敦唐寧街十號。她主張實施“大市場、小政府、輕賦稅”的政策。一年半后，新當選的美國總統裡根在美國全面推行市場化、自由化與私有化改革，並在全球掀起了“新自由主義改革”浪潮。這輪敵視“政府”、丑化“國家”、神話“私有企業”、崇拜“市場”的浪潮，令美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也使美國民主顯出資本附庸的原形。正如朱雲漢所說：“過去30年美國在世界各地推行自由經濟秩序……其結果是，絕大多數國家政府的經濟社會職能不斷被削弱，稅基不斷流失，富豪階層、多國籍企業、投資銀行與信評機構等這些跨國經營集團取得支配社會基本游戲規則的至上權力。”朱教授還進一步指出，小布什當選總統后，通過一連串開倒車的憲法解釋案，為富豪政治大開閘門。2010年，美國賦予“公司法人”言論自由權，讓企業可以無限制地購買廣告時段來影響選舉結果。2014年，取消有錢人在選舉中提供給任何候選人、政黨組織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獻金金額的上限。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吉倫斯（Martin Gilens）教授和西北大學佩奇（Benjamin Page）教授對1981年到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1779個重要法案進行分析后發現，利益團體和受雇於企業的國會游說者才是塑造法案的關鍵，民眾所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美國加州大學皮爾遜（Paul Pierson）教授和耶魯大學哈克（Jacob Hacker）教授認為這種政治被資本綁架現象是“美國政治體制嚴重失靈，這個體制已經失去了為絕大多數民眾謀求福祉的最基本功能。”
2.民粹政治泛濫化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張維為認為：“在今天美國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幾乎等同於競選。所以，候選人的最大特點是一切為了贏得選票，結果使‘民粹政治’泛濫。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頗能說明這種‘民粹政治’。為了贏得更多選票，政客紛紛提出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后是取消汽車稅，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產。當加州政府想恢復汽車稅時，州議會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朱雲漢也認為：“由於政黨體制的中介功能逐漸萎縮，在大眾媒體與網絡媒體發達的時代，政治人物憑借民粹訴求與媒體操作就可以騙取選票，這導致民選政治人物的決策都傾向短期操作，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與可分配資源極大化，他們都選擇向未來透支、向子孫借錢，將痛苦的決策隱藏或不斷延后，競相濫開選舉支票，其結果是財政結構迅速惡化與外債高筑。”正是因為“民粹政治”泛濫，政客們為了騙取選票，會刻意誤導選民，有意隱瞞社會問題，直到問題到一發不可收拾為止，這也是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爆發國債危機的主要原因。
3.政黨分贓公開化
政黨分贓，就是競選獲勝的政黨，將行政職位分配給本黨主要骨干的做法。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經濟學家高連奎指出：“由於黨派紛爭、輪流執政，政府官員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既無穩定性也沒連續性。由於流動性很大，官員們無從積累經驗，行政能力普遍低下。”他還指出：“‘政黨分贓制’下面政治錄用的標准基本上是單純政治性的，隻看對象是否效忠本黨，特別是看他們在競選中是否做出過‘貢獻’。因此，政治錄用實際上演化為相當直接的權錢交易，執政黨對大選中的支持者、贊助人投桃報李，論功賞爵﹔這些人隨選舉共進退，因此會抓住每一個機會在任職期間多撈油水，政治權力就成為了他們謀取私利的工具，為腐敗創造了極大的空間。加之，黨魁勢力的膨脹，他們控制各級政黨機關，並由此控制了對公職候選人的提名權，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職拉攏親信骨干、任人唯親、培植政治核心小集團，操縱地方乃至全國政局。”事實正像高連奎所說，奧巴馬提名的駐挪威大使喬治·楚尼斯，此前為旅館業大亨，曾向奧巴馬和其他民主黨人提供約130萬美元政治獻金。而且，楚尼斯承認他從未去過挪威。楚尼斯甚至稱現為挪威中右翼政黨之一的挪威進步黨成員為極端狂熱分子。被提名擔任美國駐匈牙利大使的科琳·貝爾此前是肥皂劇制片人。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她為奧巴馬集資約80萬美元。被提名擔任駐阿根廷大使的諾厄·布賴森·馬梅特從未去過阿根廷，也不能流利地講西班牙語。但是，在奧巴馬進行競選連任時，馬梅特曾捐款50萬美元。就連曾經斷言美國式民主是人類政治制度的頂峰的日裔美籍政治學家福山，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式民主往往招致裙帶關系。事實証明，政黨分贓傳統至今依然存在。政黨分贓是美國式民主模式下的必然產物。
4.否決政治泛濫化
所謂否決政治，即是政黨的公共決策不以人民群眾的需求為標准，而以政黨的黨派立場為標准，從而形成“穩定的否定派”。福山認為，美國兩黨的高度對抗，“民主黨和共和黨造成美國政治體制兩極分化。這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兩黨之間宿怨已深，導致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因為黨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國在很多方面很難做決策——包括最近備受關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預算、醫療改革等基本決策”。上世紀80年代，美國加州州長布朗為了緩解從舊金山到洛杉磯的高速公路擁擠不堪的現象，准備在兩城市間修建一條高速鐵路。但始終無法克服各種阻力，也得不到聯邦政府的奧援。尤其是關於如何籌集所需經費的關鍵問題，州議會討論多年，莫衷一是。直到奧巴馬第一任上台后誓言更新美國的陳舊基礎設施，這個胎死腹中的計劃才得到生機。2008年加州民主黨人士終於推動高鐵公投成功，讓州政府獲得授權可以舉債籌集經費，並成立高鐵管理局，正式啟動興建計劃。但是近年來工程進度因州議會在眾多議題上無法與利益集團協調而進展緩慢，全線竣工啟用估計要等到2029年。奧巴馬在競選時還承諾：引進全民健康保險。這個承諾可能令人匪夷所思。在傳統印象中，美國擁有全世界最領先的醫療條件，最完備的醫療體制，為什麼還要承諾引進全民健康保險？其實，這些隻不過是美國醫療體制的障眼法，其真實的情況是美國醫療體制是不公平的、昂貴的且低效的。美國的醫療支出佔GDP比重的17%，而一般先進工業化國家僅為10%。在奧巴馬推動醫療改革之前，有高達4600萬的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佔人口比例的16%。奧巴馬雖在競選時承諾引進全民健康保險，但在美國否決政治的環境裡，改革步履艱難。奧巴馬的改革方案威脅了利益集團，一方面花大筆經費用於政治獻金和國會游說，另一方面利用媒體廣告向社會宣傳“美國醫療體制是全世界最好的”“自由市場的醫療保險才最有效率”。且這些保守派人士經常斥責加拿大的健康保險制度是政府主辦的無效率的、缺乏自由的制度。而實際上，加拿大的健康保險在總支出上比美國足足少了7%的GDP。為了防止健保方案胎死腹中，奧巴馬隻能向這些既得利益者妥協，讓改革效果大打折扣。不僅如此，由於共和黨的頑強抵制，奧巴馬的經濟振興法案、金融改革法案和綠色能源法案或是虎頭蛇尾，或是原地踏步。這就是美國否決政治對政治決策能力的明顯副作用，嚴重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務質量。
5.政治治理司法化
西方資本利益集團俘獲政治體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司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愛國指出：“在美國，法官與政黨的關系是微妙的，一方面，為了保持公正，法官應該遠離政治，司法活動應該具有非黨派性，另一方面，法官不能夠完全脫離社會，法官提名和任命都脫離不了政黨的推力，法官還有自己的政黨意識形態。……美國聯邦法官的產生是總統提名，參議院批准，總統任命。通常情況下，總統會提名本政黨的黨員。裡根執政時，所提名的大法官大多數是共和黨人﹔卡特執政時，被提名的大都是民主黨人。”例如，自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美國聯邦法院多數法官都是由共和黨總統任命，因此，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時，聯邦法院一反常態直接介入佛羅裡達州計票爭議，幫助小布什順利當選。政治學者福山指出，美國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幾乎都要通過法院裁決，通過立法來解決，而這個過程往往被高度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俘獲。在一般國家政府行政部門負責的事情，美國法院要“越俎代庖，執行了某些更適合行政機構執行的功能”，結果是社會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各種高度組織起來的利益集團實現了利益最大化。由於美國聯邦法院被賦予較大的權力，加之其法官由總統提名和任命，法院的審判經常受到法官自身的政治傾向的影響，很難保証客觀公正，或是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庸，或是成為“穩定的否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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