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釗
二.照搬美國式民主“飛來峰”的后果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一股被西方學者稱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其表現就是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從美國照搬民主模式，“拷貝”美國式民主道路。而隨著這股浪潮在全球的泛濫，美國語境下的“民主”一詞在一些人心目中逐漸地等同於“合法”。因此，是否符合美國式民主也成為了一些人評價各國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標准。
20世紀90年代，福山曾經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以美國式民主為代表的西方式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但近年來，各國的民主實踐中出現了兩個趨勢：第一，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並沒有步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質化民主的困境﹔第二，過去30多年，在“自由化”“市場化”與“私有化”的主導思維鞭策下，國家職能不斷被消減，逐漸失去增進人民經濟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根本無力回應民眾的需求。這兩種趨勢，也使得福山開始反思他在20多年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最終，他不再向過去一樣單純強調民主與市場，轉而大聲呼吁21世紀的國家競爭力主要在於國家能力建設。他認為，評價一個國家現代化有三個標准：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責任制。其中，國家能力應當先於民主責任制被確立，否則，政治領域將會引起廣泛的裙帶關系，這也是美國政黨分贓傳統的原因。美國歷史上既是在國家能力建設前，優先確立了民主制和法制，最終導致了美國的政黨分贓制。福山的學術轉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和評判標准。利用福山提供的標准，似乎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一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新興民主國家沒有走上“良治”的道路了。
眾所周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確立民主制之前並沒有如大多數西方國家那樣的完備的現代國家機構和職能。換言之，這些國家在移植美國式民主時，沒有充分考慮到本國國情，照搬照抄，在現代國家機能不健全的條件下，基層公權力機構很容易被宗族勢力或地方豪強通過操縱選舉而佔為己有，以至於陷入美國式民主困境，進退兩難。
1.拉美國家：
社會分化 貧富差距懸殊
由於美國對外宣傳新自由主義、推銷美國式民主，為跨國資本的自由流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拉丁美洲等一些國家中，產生了懸殊的貧富差距，造成明顯的社會分化，而他們所實行的美國式民主也成為了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在大多數中南美洲國家，民主並不能很好的抑制貪污問題。紐約中央公園旁和邁阿密海灘邊的豪宅裡的住戶都說西班牙語，因為這裡是眾多拉丁美洲權貴子弟的聚集地。聯合國人類居住計劃（UN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曾公布研究報告顯示，拉丁美洲的貧富差距正日益加大，20%最富裕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貧窮者平均收入的近20倍。哥倫比亞、巴拉圭、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多米尼加共和國、阿根廷以及危地馬拉的財富分配不均現象在增加，其中危地馬拉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2.菲律賓：
選舉舞弊 家族政治泛濫
菲律賓一直以來被西方國家視為民主國家，菲律賓憲法甚至被稱為美國憲法的“海外版”，而菲律賓的所謂民主其實更像一場鬧劇。菲律賓以往的選舉投票的開票過程基本是暗箱操作，總統選舉的開票過程長達一個月，偏遠地區投票舞弊等問題層出不窮，以至於每次大選都是疑點重重。菲律賓有160個左右的大大小小的“家族”，他們以佔有土地、自然資源或擁有工商業為基礎，相互聯姻，形成一個個權勢集團。在地方，家族可以影響、控制商業、民事等經濟社會事務。在南方的棉蘭老島，因伊斯蘭分離武裝的存在，菲律賓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當地的大家族對抗分離勢力，同時將地方事務委托於家族，家族在一些地方成為實際的統治者。在國家層面，各大家族縱橫捭闔，建立黨派、控制選舉、培養代理、操弄政治。從實際政治權力結構看，菲律賓政治堪稱“家族政治”。
3.印度：
資源內耗 民生狀況堪憂
西方媒體喜歡稱印度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大量的資源被用在無休止的爭論和利益集團的討價還價上，繁瑣的手續和各級各類部門之間的推諉以及腐敗都使得體制的效能大打折扣，一些印度學者甚至把印度經濟無法持續快速發展歸咎於他們所實行的美國式民主。因此，這種無休止的資源內耗導致了民生問題堪憂，而所謂的民主也早就成為了“鏡中花、水中月”般的幻影。孟買是印度的金融中心。2008年，孟買1400多萬的人口中，有60%的人住在貧民窟。一個名叫達拉維的貧民窟，裡面住著100萬人。人均居住面積不足3.3平方米，1400多人共用一間廁所，傳染病頻發，衛生狀況堪憂。貧民窟中黑社會橫行，包養警察，勾結政客，讓貧民窟成為政客的穩定票倉。
4.伊拉克：
三足鼎立 恐怖主義抬頭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后，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建立起了美國式民主制度，三大勢力——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互相制衡，共同掌管權力。由於歷史原因，這三大勢力本身存在矛盾，而美國式民主的制約機制無疑激化了三者的矛盾。正是三大派系的明爭暗斗、貌合神離，才給了IS鑽空子，在夾縫中成長起來的空間。更有觀察者認為，伊拉克的“三足鼎立”局勢可能最終導致伊拉克的分裂。而一旦伊拉克分裂，則給恐怖主義更大的生存空間，西亞北非地區的安全問題將尤為嚴峻，地緣政治格局恐會發生深刻變化。
由此可見，美國推銷的民主模式沒能讓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新興民主國家走上“良治”的道路，反而讓這些國家陷入到新的危機中，美國式民主與合法性之間關系出現了鬆動，許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發展中國家重新反思自己的發展道路。
面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中國咬定青山不放鬆，始終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找到了適合本國“沃土”的政治制度，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耦合一體、不斷完善，實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今天之中國，同新中國成立以前之中國相比，同鴉片戰爭以后之中國相比，有天壤之別啊！”同歐美一些國家受困於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相比，同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發展陷阱相比，同西亞北非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社會混亂相比，我國發展可以說是風景這邊獨好。事實雄辯地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路，走得對、走得好。
（作者系內蒙古自治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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