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政壇“旋轉門” 看中國政學關系

　　官員變學者，打破傳統的官員退休模式

　　從現有的由政而學的官員來看，不能完全排除個別官員有沽名釣譽現象，但主要還是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官員變學者的動機：興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驅。官員退休后，選擇重新進入高校任教，實現職業身份的轉變，多是出於自身的興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驅。這種興趣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退休后的職業選擇，相對於去其它社會機構擔任虛職，抑或去企業擔任“名譽顧問”，更傾向回歸高校進行學術研究，即對“學者”職業的鐘情。二是對所學專業領域的選擇，相對於在任期間所可能接觸的不同領域，更傾向其之前求學時所涉及的專業領域，即對“學術”研究的鐘情。以現中山大學教授於幼軍為例，其在任時身居要職，以其在政壇的耕耘，退休后完全可以選擇去“人大”或“政協”或與他原來工作相關的企事業單位挂個虛職。但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選擇回到母校任教，繼續從事他長期以來感興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重新回到了他的專業領域，這完全是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事實上，高校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相對於其它黨政機構，尤其是企業單位，能夠為這些退休官員提供的所謂“利益”是少之又少。高校既沒有黨政機關所擁有的“權力”，也沒有企業單位所具備的“財力”，能夠為任教人員提供的只是基本的工資福利，所能生成的“利益關系”也遠遠不及黨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退休官員在作出選擇到高校任教的決定時，應該是意識到這一點的。所以說，他們這種重回高校的舉動，很難說是沖著“利益”而來，而更多的是不忘初心。

　　第二，官員變學者的條件：學術專長而非官位高低。官員退休后，能夠重新進入高校任教的，也多是因為他們學術上的專長而非官位的高低。這種學術專長，並不是指在從政期間依靠官位所挂“空頭銜”而生產的“學術成果”——這只是某些“學者型官員”的專用套路，而是指能夠得到專業領域專業人士的肯定，並且在專業領域產生重要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例如現任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的原廣東省副省長宋海，就是長期從事金融與公共管理研究，在其專業領域已經相繼發表論文、著作以及譯著100多篇（部），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現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任教的原中國銀監會主任劉明康，長期從事金融資本以及金融風險的研究，並且牽頭創辦了廣州歷史上首屈一指的高端經濟峰會“嶺南論壇”。由此可見，盡管當前存在著在任官員依靠其政治影響力而進入高校進行“學術鍍金”的現象，但是能夠在退休后政治光環消退條件下，還進入高校任教的，多是具有學術專長。高校之所以接收這樣的退休官員，也多是看中他們在所擅長專業領域中的學術造詣，而非官位高低。

　　第三，官員變學者的形式：教學研究而非形式挂名。退休官員進入高校從事教學研究，並不是形式上的“挂名”，而是真正地進課堂，搞研究。這其中有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有專門從事課堂教學的，也有兼顧教學與研究的。如宋海在擔任華南理工大學經貿學院院長時，堅持親自給學生上課。2011年9月，他還為2011級新生上了“大學第一課”﹔現任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的原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則一直堅持帶博士生﹔劉明康、李榮融也都會在學校為MBA、EMBA的學生授課，並且會定期開設專門的講座，與同行以及學生進行面對面的學術交流。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在高校任教的退休官員，並沒有因為其退休前的“特殊身份”而得到優待，而是真真切切地走進了課堂，踏進了研究所，進行教學與研究。他們接受與其他高校教師同樣的教學與研究任務，並不是人們想象當中挂個虛銜，拿著薪酬卻不做事。這既是這些退休官員向學者身份轉變所必須要接受的現實，也應該成為體現高校教育公平精神的亮點。

　　第四，官員變學者的效果：打破傳統而非裝點門面。退休官員願意去高校任教，高校願意接受有一技之長的退休官員，不是為了裝點門面，而是打破政與學傳統界限，可以達到既人盡其才，又可以滿足高校人才需求不足的良好社會效果。首先，它打破了傳統的官員退休模式，擴寬了官員退休職業路徑選擇范圍。官員退休后，不再局限於“實職退休，虛職養老，挂名撈錢”的傳統模式，而是提供了一種新的退休觀和新的退休生活方式，即領導干部作為國家公職人員，同樣只是一種職業，也要遵循職業規律。崗位的變動在職業規律中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因此，對於官員退休換崗甚至是在任換崗都無需引起過度解讀。其次，它打破了傳統觀念上的官場唯政績論，學者型官員在從政的時候，不忘初衷，堅持自身理論專業的研究，並且運用自身所學解決從政過程中所遇到實踐問題。退休后總結實踐經驗，提升專業理論，潛心學術研究，這樣一種“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職業軌跡應該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可。事實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在國外早有先例，並且已經成為一種官員退休常態，最著名的莫過於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其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后進入美國政府工作，退休后到喬治城大學任教，這是對“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一個典型國際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