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新政策怎樣打上鮮明的“中國標簽”【2】

　　供給側改革是對中國經濟面臨挑戰的政策回應

　　當前中國經濟所碰到的問題和當年美國有很大不一樣。當前中國所面臨的並不是“滯脹”問題。如果僅從物價水平、經濟增長率這些宏觀經濟指標來看，當前中國的情況更接近於凱恩斯主義所描繪的由於總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低谷的情況，典型的特征就是物價相對緊縮和增長率處於低谷同時存在。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十分重視供給側的改革，而不是隻要著眼於擴大總需求就可以了呢？

　　從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來看，當前中國經濟的困難確實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歸結於供給大於需求。其中的關鍵在於，當前中國經濟的總供給大於總需求主要根源於供給方面的結構性失衡。對於相當多的產業，尤其是重工業、制造業等方面處於產能過剩甚至嚴重過剩狀態。產能過剩時如果通過擴大總需求的方式來提振經濟，將讓這些本來處於過剩的產能又利用起來，使得產能過剩難以解決。

　　我們過去經常從總需求的角度說，中國經濟的動力有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和淨出口。仔細分析當前的三大需求不難發現，就淨出口而言，隨著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中國未來不可能寄希望於長期維持較大的貿易順差。而消費需求一直處於比較穩健，甚至較快增長的態勢。主要的需求不足表現在投資需求上，投資下滑速度大大超過了GDP下滑的速度。而當前投資需求下滑，有深刻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原因，這是因為供給的結構性過剩，資本從實體經濟難以找到好的投資機會，自然導致投資下滑。如果能夠採取有效的供給側改革措施，卓有成效地調整過剩產能，促進新的盈利機會的產生，投資需求的迅速下滑就能有望得到扭轉。

　　供給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我們可以預期，中國對供給政策運用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政策經驗而言自然會有共同之處，比如不排除大力度減稅措施的推出，已降低當前高企的企業成本﹔但源於對中國經濟所要解決問題獨特性的理解，這些供給政策的運用會打上鮮明的“中國標簽”。

　　首先，對供給側政策的重視並沒有排斥對需求側政策的運用。總供給政策是著眼於長期的。因為供給的改變往往涉及到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生產行為等方面的調整，這些變化往往是難以在短時間內發生的。因此，一方面，總供給的政策十分重要，要解決經濟發展的長期問題，最終都要落實在供給的調整上﹔但另一方面，卻又往往遠水不能解近渴，對短時間內的經濟問題往往成效不顯著。而需求管理的政策恰恰相反，一般來講刺激總需求的政策，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起作用。比如政府財政開支的擴大、貨幣政策的放鬆，大體在一年以內都能明顯的提振經濟。所以，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問題，既需要強調供給側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拋開需求管理的政策。

　　再者，當前中國供給側政策工具的運用有鮮明的結構性視角。由於當前中國經濟內在的結構性問題，不同的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很不一樣。很多傳統產業處於產能嚴重過剩狀態，而一些戰略新興產業卻尚處於發育不足的狀態。一些傳統產品庫存嚴重超過了實際需求，而一些技術含量密集、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還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依賴於進口。因此，籠統地實行鼓勵性或是限制性的政策都會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果。這就要求政策措施既能提高經濟的生產效率和質量，又能有利於淘汰落后產能和落后企業、行業，促進產業升級，這顯然要求實行結構性的供給側政策。比如對於減稅而言，結構性的減稅政策優於所有產業同等對待的全面減稅政策。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參考文獻】

　　①《李克強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強調 緊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科學編制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新華網，2015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