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我們該研究什麼？

中日關系研究是日本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特別是對於作為“智庫”的研究機構更是如此。中日關系在中國外交大棋盤上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棋眼”。研究中日關系，不僅可望對中日關系未來發展、而且對中國整體外交戰略都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本文主要圍繞中日關系提出幾大重點研究領域，並就相關研究工作提出建議。

研究“習近平的對日外交思想”

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在《當代世界》雜志第10期撰文指出，“對待日本這樣的國家，領袖個人的力量顯得特別巨大。”筆者認為，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毛澤東、周恩來時代，也同樣適用於當今。為此，我們需要認真學習習近平主席八年來關於中日關系的27次重要論述，他最近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以及他一再強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等，並結合學習和研究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的對日外交思想。也許我們需要花一段時間先認真研讀和研究習近平主席對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方法論、理論與實踐等，並力爭在2016年發表一項“中間成果”。

研究 “如何對待日本”

二十多年前錢學森曾對我說：“所謂‘日本研究’就是研究如何對付日本。”筆者覺得“對付”一詞口氣“硬”了一些，宜改為“對待”。其實，日本研究既要研究我們如何對待日本，也要研究日本如何對待中國。錢學森強調，“日本研究”就是研究如何對付日本，是要突出“研究如何對待日本”的重要性。然而我們實際的情況是，更多研究“日本如何對待中國”，而對研究“我們如何對待日本”似乎比較薄弱，缺乏深度。因此，研究中日關系需要強調研究兩個“對待”的重要性。這兩個“對待”，是彼此互動、相互影響的，必須將這兩個“對待”的互動機制搞清楚。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說，“在安全問題上，美中兩國實際上都有所行動，但當彼此缺乏信任時，一方有所行動，另一方就會說，‘看，他又在行動了’，而完全忽視了自己其實也在行動的事實”。這個問題在中日之間也同樣存在，就是隻注意對方的行動，而忽視了自己其實也在行動的事實。

所以，研究中日關系，重要的問題是要搞清楚中日之間的“互動”。對此，國內研究者已經推出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比如對導致“中日兩國民眾相互好感度降至復交以來最低點”的雙方因素的分析（而不是隻指責日方的原因）。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期待更多有深度、有應用價值的研究成果問世。比如，當我們要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時候，需要考慮他國也有自身的國家利益，它有可能與我們的國家利益相沖突，這裡就需要“互動”，仔細考慮在與他國存在分歧的外交中，有沒有可能實現“互利雙贏”？當對方堅持“我贏你輸”的玩法時，我們該如何應對?另外，日本方面所稱的“國家利益”到底是“誰的國家利益”或“誰定義的國家利益”等等。

此外，中日歷史問題與中日關系狀態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一定的相互影響？是否存在如果中日關系處於良好狀態、兩國文化交流活躍，就比較有利於歷史問題的緩解﹔中日關系越緊張、兩國文化交流中斷，歷史問題就越難解？例如，在2007年4月第一屆安倍內閣期間，時任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說：“眾所周知，⋯⋯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深重災難，人員傷亡慘重，財產損失巨大，給中國人民心靈造成的創傷難以用語言來形容。”溫家寶總理的演說居然在日本國會贏得了熱烈掌聲，以致主持演講會的安倍首相說：“我在這裡的講話隻能贏得大約一半人的鼓掌，而溫總理的講話卻贏得了全場鼓掌！”種種事例表明，中日之間要真正解決歷史問題，隻有依靠努力改善兩國關系，依靠持久深入的民間文化交流和感情交流。可以設想，一個民族即便過去對另一個民族做了傷天害理的事，而如果現在兩個民族處於“大多數人都相互厭惡甚至對立”的狀態，那麼，做了傷天害理事情的民族就可能非常不願意向厭惡自己甚至與自己對立的民族表示“反省”和“道歉”，認為決不能向一個與自己對立的民族“示弱”、“低頭”。由此可見，隻有通過努力擴大中日兩大民族之間的廣泛交流，消除部分民眾的相互厭惡和對立情緒，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好感，才能有助於雙方在歷史問題上逐步取得較大共識。然而，為什麼現在中日在歷史問題上陷入了“兩國關系越差，歷史問題越難解決﹔歷史矛盾越尖銳，導致兩國關系越差”的惡性循環當中？我們在歷史問題上的對日政策是否需要改進？

總的來說，中日之間出現問題，責任在日本方面，但作為研究者，就不能“完全忽視自己其實也在行動的事實”，我們需要在全面分析事實真相的基礎上，搞清楚中日之間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的“互動機制”，這樣的研究更可能對我國對日政策提出有參考價值的見解。

在如何對待日本問題上，我們應該繼承毛澤東、周恩來在對日外交方面“化敵為友”的寶貴經驗，防止出現“化友為敵”的局面。最近，王毅外長說：“中日關系的問題從根本上講，在於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歡迎最大鄰國中國的重新發展和崛起。就現實意義而言，中國的發展已經給日本帶來了重要利益，但從心態上講，似乎日本還沒有為此做好充分的准備。中日之間目前的問題追根溯源，都與此有關。”那麼，中國有無可能讓日本人真心接受和歡迎中國重新發展和崛起？如果有可能的話，中國如何讓日本人接受和歡迎中國重新發展和崛起？有人說，日本人隻相信實力，當中國的軍事力量和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多少倍，日本人就會接受中國重新發展和崛起，至少它會服中國。應該說這有一定道理，但還是缺了什麼。因為明治維新前夕，歐洲讓日本服氣，戰后美國讓日本服氣，並非僅憑強大實力就讓日本服氣的。基辛格說：“作為一個地處亞洲本土之外的島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日本‘進可攻，退可守’，在戰略選擇上具有足夠的靈活性。1853年，美國開著炮艦跑到日本人門口，說咱倆搞貿易吧，日本一看打不過，干脆放進來——學習！在保留主權的前提下，日本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體現了日本的‘服從—學習—超越’的傳統是非常強大的。”那麼，中國要讓日本服氣或服從，是不是也應該像歐美那樣，不僅靠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也要靠先進的文明力量？當中國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真正擁有了先進的文明力量，應該就有可能像王毅外長說的那樣，“讓日本人真心接受和歡迎中國重新發展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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