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我們該研究什麼？【2】

研究如何解決中日歷史問題

長期以來，在中國大國外交中，對美對日外交成為所謂“重中之重”。近年來有些變化，對美對俄外交成為“重中之重”。198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隻設立了兩個國別研究所：美國所和日本所，這充分反映了在當時國際形勢下中國高度重視的是對美對日外交。那麼，今天日本是否還是中國大國外交中的“重中之重”，是否還是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交疊的特殊國家？中日關系是否還是一個在中國對外關系中極具特殊性和重要性的一對雙邊關系？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應該說，從毛澤東、周恩來時代開始，我們就對日本特別的“在乎”，其主要原因不外是周恩來所說的“兩千年”與“五十年”——“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當然，這是帶有比喻性的外交語言。其實，“兩千年”當中也有長期的對立。中日之間這種恩恩怨怨、“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成為我們一直以來對“一衣帶水”鄰國日本特別“在乎”的一個重要原因。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治代表在歷史問題上不斷挑事。日本一挑事，中國就強烈反應，而中國的反應越強烈，日本右翼的影響就越擴大，靖國神社就越興旺。因為一個小小的神社居然能在13億人口的鄰國惹出這麼大的動靜來，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撈取政治資本和擴大影響力的手段。記得2005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后，日本右翼甚至期待被激怒的中國民眾做出過激反應，從而影響中國社會穩定。

今后，中國反對日本主要政治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則立場決不會改變，與此同時，是否需要研究一下，我們能不能採取更有效的斗爭方式，改變一下習慣性的思維模式。對日本右翼這批“歷史無賴”的頻頻挑舋，我們不要給它做“擴音器”，不能形成一種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要盯住日本領導人邁向靖國神社的腳步，以此來丈量中日兩國關系甚至東亞地區形勢。現在，一些日本人常說中國在“打歷史牌”，其實真正在“打歷史牌”的是日本。他們就是要利用“打歷史牌”來故意激怒中國，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左右中日關系的走向，擴大自己的市場和影響力，打壓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而我們義正辭嚴地抗議和說理，對日本這幫右翼“歷史無賴”來說完全是“對牛彈琴”。

至於如何採取更有效的斗爭方式， 既要真正打痛活躍在日本政壇和論壇上的右翼，又要得到廣大中國民眾的理解和認可，確實是一個需要高度政治智慧和勇氣來進行頂層設計的問題。筆者認為，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申遺”就是一個可以真正打痛日本右翼的舉措。今后，我們要以一種藐視和鄙視的態度來對待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盡量避免滿足日本右翼歷史無賴“擴大影響”的預期，至少不要動不動就給它上某些報紙的頭版頭條，做某些電視頻道的評論焦點。我們要讓中國老百姓知道，日本右翼就是要故意氣你激你甚至引發中國人的“內斗”，比如讓一些民眾懷疑甚至反對政府立足於國家利益制定的正確對日外交方針。

研究“中日國力國情的比較”

從經濟角度看，長期以來中國重視中日關系還因為日本是我們鄰國當中唯一的經濟大國和發達國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強調要學習日本發展的經驗。1979—2008年，日本向中國提供了大約3萬億日元的貸款和其他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整理的數據，1820年時中國GDP規模相當於日本的11倍，在日本明治初期的1870年中國GDP規模仍相當於日本的7—8倍。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實現了高速增長，而中國陷入了“文革”十年動亂，到1980年，日本的名義GDP相當於中國的3.5倍。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名義GDP一度達到中國的8.7倍。可以說，當時中國重視對日關系恐怕也與當時中日經濟實力的巨大差距有關。

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實現了長達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長。2014年中國GDP是1978年的293.6倍，也就是近300倍！而日本經濟則因泡沫破滅而陷入了長期停滯，中日經濟規模的差距急劇縮小。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2009年中日名義GDP規模終於發生逆轉，同年中國名義GDP超過日本，2014年中國名義GDP進一步增加到約為日本的2.25倍。今后，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的幅度和倍數將越來越大。日本內閣府2010年預測，到2030年中國在世界GDP中的比重按市場匯率計算將相當於日本的4倍。據亞洲開發銀行2011年預測，2050年中國GDP規模將達到日本的近7倍。這意味著中日經濟實力變化兩次發生逆轉，從1870年相當於中國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反轉為1980年相當於中國的8倍多，又反轉為2050年再次僅相當於中國的七分之一。

這表明今后一二十年日本在經濟上與中國相比的“相對小國化”進程完全可以預期。盡管今后相當長時期日本仍是大國，但事實上中國似乎已經不再把它當作“重中之重”的大國看待了。然而對這個問題，我們也需要仔細斟酌，不宜過早下結論。日本不僅在GDP上居世界第三，而且從綜合國力上看也依然是大國。因為除去GDP數字，我們判斷日本是不是“大國”，還要看日本其他方面的實力，特別是日本的科技實力。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統計，2014年日本的技術出口為368.32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國的技術出口隻有6.76億美元，居世界第21位，日本的技術出口相當於中國的54.4倍，這個差距不可小覷。今后日本通過武器出口，有可能釋放其軍工技術和軍民兩用技術的巨大潛力，很可能成為需要我們認真對付的軍事上的對手，而且武器出口也可能緩解日本經濟規模縮水的進程，這些都是需要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

研究“安倍強推安保法案以后的東亞地區形勢”

在日本經濟規模趨於“相對小國化”的同時，安倍政府為實現“強大的日本”而採取強推安保法案、鬆綁武器出口等舉措，正在推動日本軍事上的“相對大國化”。所謂軍事上“相對大國化”是指安倍為了落實安保法案，行使集體自衛權，正在擴大自衛隊海外軍事活動的內容和范圍。這項行動必然會擴充自衛隊的兵力，增強武器裝備，並與武器出口一起，刺激日本軍工產業的發展。然而，由於受美國控制等因素影響，日本尚不可能像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那樣擁有陸基洲際核彈道導彈、潛射核彈道導彈和攜帶核彈的戰略轟炸機等戰略攻擊性核力量。這種力量是日本可以用來對付美國的力量，美國當然不會容許日本發展。美國隻允許日本擁有在美國核保護傘之下用於攻擊朝鮮和中國的軍事力量，以及自衛隊充當“美軍替補”所需的常規武器裝備、武器技術和武裝力量。

安倍落實安保法案需要過兩“關”：財政關和“流血關”。據2015年4月IMF統計，2014年日本國家債務總額對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例在列入統計對象的183個國家中名列第一，為246.42%，比陷入財政危機的希臘(177.19%)還要高。從歷史上看，二戰后英國債務余額對GDP比例也僅為240%，日本在二戰末期為204%，而現在的日本竟然是246%多。因此，目前日本財政困難之嚴重可謂“史上罕見”。然而背負著如此財政重擔的安倍卻還要將日本變成一個“能夠進行戰爭的國家”，真是太不自量力。可以預見，以強推安保法案為主旨的“安倍軍事學”與步履蹣跚的“安倍經濟學”之間的矛盾終將爆發出來。另一方面，依據安保法案，日本可以向全球出兵，這使“少子高齡化”問題日趨嚴重、特別是年輕人減少很快的日本社會對不斷擴大的兵源需求難以承受。在海灣戰爭中日本被美國批評說“隻出錢不流血”，實施安保法案后，日本再也不能回避在海外流血。而從日本國民對安保法案的強烈反對浪潮看，這個“流血關”不那麼好過。從美國的角度看來，日本要與美國結盟，不能隻出錢不流血，美國的想法顯然是“美國人為日本流血，日本人也要為美國獻出生命，這才叫同盟”。

走向“正常國家”是日本統治階層的長期戰略目標。早在1955年，自民黨成立之初就將修改和平憲法走向“正常國家”作為其奮斗目標。幾乎每一屆要“有所作為”的自民黨內閣、包括民主黨的中間偏右內閣，都要在走向“正常國家”道路上立下自己的裡程碑。例如，小泉純一郎內閣制定的“有事法案”﹔民主黨的菅直人和野田佳彥內閣相繼上台后，將他們在安全戰略方面做的事情與安倍現在做的事情對照一下，就會發現他們與安倍完全是“志同道合”，如出一轍﹔野田內閣樹立的裡程碑就是將釣魚島“國有化”﹔現在看，安倍內閣樹立的裡程碑就是安保法案，估計他在實現這個以“修憲”為最終目標的“階段性成果”之后，很可能會“消停”一個時期，從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方面。這正好與中國正在狠抓的經濟轉型相契合。因此，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會見安倍以來中日關系趨向緩和的勢頭在今后一個時期很可能會持續下去。隨著中日雙方更多關注兩國國家利益的交匯點即“共同利益”，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或可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但是，這不意味著今后幾年日本右翼不會利用安保法案來對付中國。筆者認為，今后安保法案的第一步“重棋”可能是在南海和台海。日本防衛廳長官已經在2015年9月15日表示，“在安保法案成立后，如何參與在南海的活動是防衛省需要研究探討的課題”。這已經在暗示南海問題將可能是落實安保法案的第一個重大行動的對象，但這當然是有條件的，不至於很快採取行動，日本至少需要等待兩個時機。

第一個時機是美國在南海挑起重大事端，中美發生沖突。南海問題是中美之間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的一個集中體現。盡管不久前習近平主席訪美，中美領導人都表示要拒絕“修昔底德陷阱”。然而，事態總是處於發展變化之中。10月下旬中美元首會晤后便發生了美軍艦非法進入中國南海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的事件。盡管如此，美國奧巴馬政府恐怕不會有太大的挑舋行為，但2016年大選后新上任的美國總統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人，也可能不會那麼“縮手縮腳”了。記得小布什時期的國務卿賴斯曾說過“南海是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這或許代表了美國共和黨的觀點。而且，2016年不僅有美國大選，還有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這有可能會使中國周邊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此背景下，南海、台海乃至東海，都可能成為中美或中美日的潛在戰略沖突點。

作為美國的鐵杆同盟國，日本會迫不及待地參與到中美之間有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中來。除了有意配合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之外，其實日本在考慮自身的戰略利益。日本有媒體報道說，現在每天有350艘輪船從新加坡穿過馬六甲海峽，其中有四分之一屬於日本企業。有學者認為，如果日本海上通道安全受到威脅，導致日本的運輸船舶都需要軍事護衛，那麼，日本的經濟規模將可能縮小到現在的七分之一。這意味著即便日本沒有遭到敵國的直接攻擊，日本經濟也會遭到致命的打擊。與此同時，日本認為當今世界在實力和意志上具備為日本海上生命線提供保護的隻有美國。因此，加強日美在南海問題上的軍事合作，是日本維護其最根本的國家利益——日本生存的需要。

此外，以史為鑒，一旦中美在南海或東海發生武裝沖突，日本右翼將可能很難抑制住像當年甲午戰爭那樣，通過戰爭手段再次打斷中國和平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沖動。總之，日本很可能是在期盼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犯顛覆性錯誤，以便自己從中漁利。安倍政府如此急忙地強推安保法案的理由之一，就是為“合法地”參與可能發生的中美在南海的軍事較量做准備。

然而，美國當然不會輕易採取戰爭手段來對付中國。因為美國和中國相互是最重要的經貿伙伴，中國實行“互利雙贏”的外交政策，中國經濟增長也給美國帶來重要利益。日本右翼力量瞄准的是，如果未來中國經濟趨於停滯甚至陷入麻煩，中國經濟增長不再可能給美國帶來重要利益的情況下，美或可能不惜採取軍事手段從根本上消除中國挑戰美國的能力，一旦這種情形成為美國現實的戰略選擇，日本正好可以此作為落實安保法案聯美制中的第二種時機。日本右翼瞄准的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遭到挫折和失敗的可能性，哪怕這種可能性隻有1%。

我們需要清醒地看到，一方面是美國期待中日對抗以便美國從中漁利﹔另一方面是日本期待中美對抗以便日本從中漁利。我們要想阻止任何企圖在亞洲挑起戰爭的一方得逞，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搞好自己的事情”，不讓美日利用我們內部的問題趁火打劫，與此同時在周邊盡量減少乃至消除“敵國”的存在。然而，要防止美國利用亞洲國家之間的矛盾趁火打劫，在外交上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真正實現與美國之間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換句話說，要使美國真心接受同中國確立“新型大國關系”。

結 語

除以上關於中日關系的五大研究領域外，筆者認為研究中日關系還必須注重研究方法的學習。具體來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如何選擇研究對象和題目。日本問題研究要為我們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為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和全面現代化服務，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研究應該促使中日關系朝有利於形成中國實現百年目標所必須的穩定的周邊環境的方向發展，而非相反﹔日本研究應該促使中日經貿關系朝有利於中國經濟轉型和科技進步的方向發展，而非相反﹔日本研究應該發揚求真務實精神，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現代化事業的順利發展，繼續切實吸取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和教訓。

二是要不斷學習新東西，擴大知識面。國際問題研究是一個不斷涌現新問題、產生新事物、形成新知識的研究領域，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不斷跟蹤新問題、追求新知識、接受新事物。比如，福島核事故、日本武器出口等等，研究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努力學習和掌握新知識、新信息，注意吸取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的營養。美國有一家重要的戰略研究機構，巧妙地召集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與自然科技人員一起來研究戰略問題，因為戰略問題必然是結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技的跨學科研究領域。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三次提到“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興起”。我們正處在一個科技革命時代，如果研究戰略問題的學者缺乏現代科技知識素養，那麼，這種戰略研究往往會流於膚淺。

三是50歲以下的年輕研究人員除了日語之外，至少還要再掌握一門外語，特別是英語。為什麼要強調學習英語的重要性呢？這一方面是因為英文資料往往比日文資料更豐富，另一方面無論從經濟、政治，還是從安全、戰略等領域看，研究日本不可不深入了解美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