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中國直面 “中等收入陷阱”

　　發展階段的判斷：須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真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自2006年由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以來，已有了許多的相關討論。雖然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上及量化邊界上還帶有某種彈性與模糊性，但它確實是一種真實世界中的“真問題”，而且對於“十三五”及中長期發展中艱難轉軌、力求在“和平發展”中崛起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關乎現代化“中國夢”命運的頂級真問題。

　　發達經濟體崛起之路告訴我們，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內，不可能所有經濟體都成為發達者，總有先行發達者和后來追趕者之分。國際視角下的考察認識則告訴我們，1950年以來，僅有約20個國家和地區成功步入高收入階段（其中真正有世界性影響的更少）。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實際上並不是沒有經歷所謂“黃金增長期”，比如拉美地區，就在1950—1980年期間經歷了30年高速經濟增長階段，但其后卻如陷入泥潭般裹足不前﹔而日本則在經歷27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后步入高收入階段，躋身發達經濟體之林。結合發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少數經濟體得以完成經濟追趕，步入了高收入階段，而多數未能完成追趕的經濟體則在較長時期內滯留於中等收入階段。鑒於此，世界銀行於2006年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名詞，並描述性地指出：“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於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國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這一概念是對於沿歷史發展階段不同經濟體真實存在的經濟發展現象，基於統計數據考察而作的總結，在全球范圍內具有較廣泛共識，且符合一直以來學界對經濟增長路徑的認識。

　　在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時期以及未來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當下經歷“黃金發展期”又於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進入“下台階”的“新常態”，中國討論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的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成世界老二，今后隻要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發展，則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正等著看我們重蹈覆轍！要做到“高瞻遠矚”、“老成謀國”，保持戰略思維的應有水准，至少當前階段特別需要居安思危、預警清晰，對防范措施作充分討論。

　　就當前經濟發展格局來看，若以世界銀行1960年和2008年兩個時間切面的數據為基礎，全球范圍內實際上僅有12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其分布為：亞洲地區6個（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歐洲地區4個（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非洲地區1個（赤道幾內亞），北美洲1個（波多黎各）。若對這些成功者進行觀察，則不難發現，這些經濟體的面積都非常小，除日本以外，人口數量也很少。對於我國這樣典型的大國經濟而言，實際上很難直接從大多數成功者身上發現可模仿的發展路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從世界銀行發布的人均GNI（國民總收入）數據來看，赤道幾內亞這一國家人均GNI變動趨勢可謂大起大落，它原本一直是以種植業為主的世界范圍內最不發達經濟體之一，由於1996年在領海內發現大量石油資源而激發經濟快速增長，迅速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產國，並於1997年突破“低收入”上限、2005年突破“上中等收入”下限、2007年正式躋身“高收入”行列，其成功路徑可說完全不可復制。基於世行1961年以來的相關數據，按照我們的估算，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均時間為15.9年、經濟年均增長率為5.08%，而結合中國2013年人均GNI（6560美元）的現狀，要達到當下高收入下限值（12814美元）所需的時間為13年，但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仍在逐年增長，總量方面不難看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的艱難：一方面，經濟增長率在未來15年左右應至少不低於5.08%這一平均值﹔另一方面，即使GDP增長率不低於平均值，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的上浮，中國可能很難在15.9年這一平均年限中順利晉級，而是可能面臨更長時期的考驗。

　　簡單地說，中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真問題，需認識到因罕有大國成功的先例而大多數成功者的經驗並不能簡單復制，且應努力避免拉美地區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對經濟趕超發展的危害。但這些還遠遠不夠。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不可忽略的時代元素與不可回避的基本國情，即產業革命加速更迭帶來的“緊迫壓力”、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制約、人口基數與教育結構的挑戰、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以及制度變革探索的成敗等，這些都是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和現實問題。

　　產業革命加速更迭：須直面“技術趕超”的緊迫壓力

　　每一次產業革命后，世界經濟格局都會發生重要變化。爆發於18世紀中葉的第一次產業革命（即工業革命）直至19世紀中期結束，以紡織業為起點，因機械化大生產而帶動相關產業鏈條如冶金工業、煤炭工業、運輸業（主要是鐵路和海運）和制造業的發展，使英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而后19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和德國為中心，全球爆發第二次產業革命（即電氣革命），圍繞重化工業這一核心，房地產、汽車制造、鋼鐵工業、化學工業和電力等產業得以迅速發展。至20世紀初，美國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乘勢而上，進一步主導了20世紀50年代之后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即信息技術革命），以最前沿的原子能技術和電子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穩固成就全球經濟霸主地位。在此過程中，德國、日本、法國等國家也紛紛崛起，技術水平的提高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幫助這些經濟體實現了經濟長期增長。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更應基於產業革命是某一經濟體經濟騰飛重大契機的視角來理智看待“后發優勢”。若從經濟趕超的視角看來，產業革命更迭的時間區間也恰是后來趕超者可實現超越的時間區間，若在上一次產業革命階段沒能由技術后發優勢而實現崛起，被動進入下一次產業革命階段后，勢必要發起和實現新一輪趕超，才有可能達到崛起目標。然而，從三次產業革命興起的時間上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其更迭在不斷加速，從工業革命爆發到電氣革命爆發，期間經歷了約120年，而從電氣革命爆發到信息技術革命爆發，期間僅經歷了約80年。以我們目前所處的信息技術時代發展態勢來看，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革命的到來已隱約可見，產業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后進趕超者的發展時間更加緊迫，這種壓力是我國經濟發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面臨的第一個現實問題，越緊迫則越容易追趕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與此同時，另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在充分發揮“后發優勢”、貫徹經濟趕超過程中，我國還必須將新技術方面基於創新的戰略儲備提上日程。一方面，就國外現狀來看，美國、日本等位於全球技術高地的國家，其已經全面實現產業化、凝結在全面推向市場的產品中的核心技術，雖然已經是全球范圍內的領先水平甚至是最高水平，但卻往往並非代表這些國家技術的真實水平。以日本的汽車制造技術和液晶電視制造技術為例，其產業技術水平已經領先目前市場出售產品核心技術的兩代、三代，而出於繼續攫取高額利潤等考慮，這些高端核心技術目前僅處於蓄勢待發的狀態，實際上形成一種強有力的技術戰略儲備。這意味著，對於后發國家而言，趕超的實現可能並非僅僅是追平目前技術水平，而是至少要追平技術戰略儲備水平。另一方面，就我國自身情況來看，作為一個科技爆發時代的發展中國家，不同領域的科技研發水平是參差不齊的，客觀而論，我國畢竟已有一些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實現領先水平，甚至有的已是最高水平，但由於我國配套技術相對落后等原因，這些技術在應用中往往並不廣泛和充分。然而，結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我們應當特別注重在這類技術成果方面充分“揚長”，對於達到領先水平的技術，無論是否能夠迅速“接地氣”，都要首先納入技術戰略儲備梯隊，積累、結合於利用“后發優勢”趕超發達經濟體主流技術的升級過程中。

　　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須直面先進經濟體和“霸主”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

　　比較而言，先行發達者一般具有更易得、更開闊的發展空間，以19世紀的英國為例，在開創性地實現機械化大生產之后，英國作為當時最大的工業制品供給國和原棉進口國，一方面能夠享受全球各地源源不斷供給而來的優質原材料，另一方面能夠享受向全球各地源源不斷地出口工業制成品的比較優勢，取而代之的美國、德國也是如此。佔盡先機的先行發達者往往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主導者，他們更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經濟。而對於后發追趕者來說，經濟發展的環境往往更為險峻，先進經濟體和“霸主”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以及需要按照先行發達者制定的“游戲規則”來發展，使后發趕超者的發展勢必於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壓力和排擠。

　　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盡管在絕對數量上無法與美國相較，但在排序上已然躍至“世界老二”位置，作為一個正處於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世界老二”，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已今非昔比，種種磨擦、制約因素接踵而至。隨著國際競爭進入新階段，除老大壓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懟因素和麻煩制造行為，原來的“窮兄弟”們也容易離心離德。因此，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下，如何將特定情境處理好，避免落入多面夾擊，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下力爭營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打開國際貿易的共贏面，是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發展中的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