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中國直面 “中等收入陷阱”【2】

　　能源資源與生態環境制約：須較快進入集約式增長的“升級版”

　　經濟學所強調的資源稀缺性與生態環境的制約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日本為例，在經濟趕超的過程中出現由曾引以為豪的重化工業轉向加工組裝型產業，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對“石油危機”所帶來的嚴重資源制約。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在資源、能源方面由於“胡煥庸線”①所表達的基本國情之“半壁壓強型”，和資源稟賦客觀形成的以對環境壓力最大的煤為基礎能源絕對主力的格局，和前面三十年外延為主的粗放發展階段，合成了資源、環境壓力異乎尋常的“三重疊加”。②

　　作為國土面積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全國經濟發展布局沿“胡煥庸線”這一中部主軸呈現突出的空間發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環境壓力的“半壁壓強型”這一基本國情，對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中引發的負面因素決不容忽視：若不能經過以重化工業為主要支撐的“壓縮型—密集式”外延、粗放發展模式而較快進入集約式增長的“升級版”，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勢必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桎梏，從而導致經濟發展停滯。若積極轉變發展模式，則勢必要經歷十分艱難痛苦的轉型期，並且要以技術超越和制度變革的成功為基礎：一方面在資本投入邊際效益遞減的同時，通過技術水平、制度供給有效性的提高保障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對沖下行因素、緩解制約，在較長時期內實現經濟較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通過制度變革激發管理創新的同時，降低勞動力之外的經濟運行成本，提高經濟綜合效率，從而更優地實現資本積累而保障長期發展。

　　在基本的發展戰略思路上，面對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半壁壓強型”之上“三重疊加”的制約這一基本國情，我們不得不更為側重較復雜的供給管理，以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隻有處理得當，我國經濟才有望實現長足進步和發展，一旦處理不好而“碰壁”（既可能是碰到能源資源導致的發展硬約束，又可能是碰到生態環境導致的發展硬約束，也可能是碰到轉型不成功導致的發展硬約束），就極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十三五”規劃中，供給管理思路極有必要得到最充分的重視。

　　人口基數與結構的挑戰：須直面“未富先老”之勢

　　除了資源環境這一基本國情之外，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所必須面對的另外一個很現實的基本國情，就是人口眾多和老齡化已呈“未富先老”之勢。人口方面，總結來看大體有如下幾點突出問題：

　　首先，我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從以人均指標劃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這一標准來看，我國步入高收入階段注定是“路漫漫而修遠”。按照世界銀行2013年發布的數據，位居世界第二的我國GDP已達到9240270百萬美元，但中國人均GDP僅為6807美元，距離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613美元相差3806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人均GDP水平12616美元相差5809美元，距離美國人均GDP水平53042美元相差46235美元。這意味著：若想讓我國人均GDP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我國的GDP總量需要達到16791970百萬美元，即追平美國GDP總量。人均指標如遲遲不能達到高收入標准，我國經濟就會停留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即落於“陷阱”之內。

　　其次，我國人口結構已呈現明顯的老齡化。有學者測算，人口老齡化對於中國整個養老體系形成公共支出壓力的高峰，約出現於2030-2033年間，從現在算起，已不到20年的時間。在高峰期出現以后，這種壓力的緩慢下降還要有幾十年的過程。要看到在這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之內，我國養老體系從硬件到服務所有的投入必然產生一系列的壓力性質的要求，勢必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很大負擔與拖累。

　　再次，由於教育結構不合理而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問題，也是我們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須考慮的不利因素。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個亞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國家。以色列頗有針對性、優質的高等教育為其科技進步奠定了良好的勞動力基礎，且是全球工業國家裡平均學歷程度排位第三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荷蘭。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還特別重視社會教育的作用，且在其企業制度中特別重視人才培育，一直不斷促進並保持著高水平的科技研發能力。總體而言，我國目前教育模式培養出的勞動力與經濟發展所需人力資本現實需求還存在著較明顯的錯配，被動摩擦已在影響就業水平和消費水平，處理不當就會嚴重制約我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

　　文化與“軟實力”不足：無形中制約著我國的創新力

　　我國的深厚文化積澱如何轉為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因素，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難題。實際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極因素，至今無形中制約著我國的創新力，人們往往不敢為天下先，不善於思辨和冒險創造，社會彌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識，慣於服從上級而不敢、不能發表真知灼見。這些文化與傳統意識特征，形成“軟實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實際上制約著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變化中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將文化積澱與意識、信仰轉變為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積極因子而非制約因子，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有效落實和發揮作用，“綜合國力”中“硬實力”的上升才可能與“軟實力”的打造相伴而行，使中國的現代化之夢不至落空，這更是一種深刻的、綜合性的挑戰。

　　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

　　制度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早已告訴我們“制度”因素在微觀經濟中的不可或缺，而實際上，在經濟發展的宏觀視角下，制度供給更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以18世紀的英國為例，於1776年發明蒸汽機的瓦特在其19歲那年離鄉從蘇格蘭的格裡諾克到倫敦尋求儀器制造匠的培訓，兩年后進入格拉斯哥大學，成為一名“數學儀器制造師”，最終成就了蒸汽機的發明，引發了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到來。這類案例表明，技術的發明和創造總體上決非一個個“黑天鵝”事件，而是與專業化基礎和經濟組織下的制度結構密切相關，換言之，在英國經濟當時的專業化水平與經濟組織所構造形成的經濟制度運行結構和要素流動機制之下，引領世界技術潮流是遲早的必然事件。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動新技術產生的核心要素，可說是創新的最主要動力機制。在經濟趕超階段，制度更是經濟運行有效與否的關鍵。從日本的“昭和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實際上都體現了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為例，除了技術模仿之外，日本還特別注重法治化市場經濟基本制度安排，進而以成本管理、經營計劃調查、職務分析等制度的學習，不斷提升企業管理和經濟運行的現代化程度，從而有效降低運行成本，推動、激勵技術模仿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大大提升了生產能力，成為經濟發展的長足動力。其中，十分典型的是以生產工藝為對象的統計性品質管理，結合日本企業的特點，擴展為全公司范圍的綜合性全面質量管理（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即促使公司內所有的勞動者為提高產品質量而致力於發現問題和改良工作，而這些實實在在地促使從海外引入的技術在日本得以較充分發展，推動了技術從模仿到超越的實現。

　　“十三五”時期正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克難時期，並必須配之以在實現“全面小康”同時的“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以嚴治黨”。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總體上成為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立足於“十三五”時期，放眼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在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后關系到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關鍵階段上，能否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克服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和障礙，把“硬骨頭”啃下來，從而在制度變革的探索中獲得解放生產力、進入“新常態”、打造升級版的成功，直接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是否能夠相對順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來如願躋身發達經濟體之林。

　　（作者分別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注釋】

　　①“胡煥庸線”即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這條線從黑龍江省璦琿（1956年改稱愛琿，1983年改稱黑河市）到雲南省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基本直線。中科院國情小組根據2000年資料統計分析，胡煥庸線東南側以佔全國43.18%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壓倒性地顯示出高密度的經濟、社會功能。

　　②參見賈康、蘇京春：《胡煥庸線：從我國基本國情看“半壁壓強型”環境壓力與針對性能源、環境戰略策略——供給管理的重大課題》，載《財政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