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魂【2】

二、把共產主義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清除會導致什麼？

無論如何定義馬克思主義哲學，都不能抹煞這一哲學的以下性質：它把對於時代精神的闡釋建立在對於客觀世界和歷史規律的科學認識之上，把對於人的關注和現實苦難的解救奠立在科學批判資本主義並依托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之上，把哲學的實踐品格歸結為以“生活的生產”活動的內在矛盾為源泉的現實的人及其發展規律的歷史過程之上。這樣，共產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位置就是再明確不過的了：共產主義是時代之謎的解答和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共產主義不僅是超越資本主義的人類歷史不可改變的必然趨勢，而且是推動當代人類實踐活動最強大的動力和運動方式。共產主義的科學闡發還是馬克思完成從抽象的人向現實的人轉變的關鍵性環節，因而是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形成的重要基石。

毫無疑問，把共產主義基因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剔除，就會從根本上閹割和顛覆這一哲學：它就必然從工人階級及人民大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蛻變為有閑階級的“思想把玩品”和“文化鑒賞品”，從以真理為追求、人民利益為根本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蛻變為“個人獨白”和流行思想的附庸（也就是當代西方強勢文化的附庸），從有著嚴格無情的實踐檢驗和客觀標准的思想邏輯蛻變為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的主觀感悟。如果把這種蛻變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化”，那麼它將在這一現代轉型中喪失自己的根基，最終混雜在當代西方諸多流派中而被消解。

從學理上看，把共產主義基因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剔除，會直接導致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現實的個人”等同於生存論哲學的“此在”，從而消解了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人學根據。實際上，作為唯物史觀出發點的現實的個人，是馬克思哲學變革的重大成果，是超越“抽象的個人”的結果。它既從根本上推倒了各類隻存在於哲學家頭腦中幻想的“思辨的個人”，也從根本上推倒了隻存在於歷史某一時段卻被永恆化的“經濟人”一類設定，上述兩者都是“抽象的人”。因此，“現實的個人”不是“自然人”，他的生存條件連同他的本性(或“自然”)都是其實踐的結果，因而他是歷史的﹔然而“現實的個人”又不等同於“現存的個人”，或者說，“現存的個人”只是“現實的個人”的一種形態，前者總是被歷史超越的，而后者則是一切歷史活動的絕對前提，是不可能被歷史所超越的。“現實的個人”也不是沒有個體性的共性人，而總是以有著非常具體社會關系類型和自主活動類型為其表現形式。同樣，“現實的個人”不是“孤立的個人”，不是“唯一者”，而是必然要與他人形成各種聯系並因而總是屬於一定社會形態的個人。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抽象的、“孤立的個人”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物。

把“現實的個人”混同於現存的個人，根子在於迷失了歷史的方向，否定了使“現存革命化”的根據。當海德格爾著力消解傳統形而上而指認“此在的本質在於他的存在”時，他實際上消解了對於現存的一切進行革命批判和改造的依據。類似海德格爾這樣的話費爾巴哈早就說過，理所當然地也被馬克思所批判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們舉出《未來哲學》中的一個地方作為例子說明既承認存在的東西同時又不了解存在的東西——這也還是費爾巴哈和我們的對手的共同之點。費爾巴哈在那裡闡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一定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活動，就是使這個動物或這個人的‘本質’感到滿意的東西。任何例外在這裡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變的反常現象。這樣說來，如果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的‘存在’同他們的‘本質’完全不符合，那麼，根據上述論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這種不幸。可是，這千百萬無產者或共產主義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點他們將在適當時候，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協調一致的時候予以証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7頁）顯然，馬克思雖然不贊成先於或游離於存在的人的本質，但並沒有把人的現存和其本質加以等同。存在不是凝固和僵死的，而是存在著內在矛盾的運動，而當矛盾處在激烈對抗並形成革命的客觀條件時，使千百萬受壓迫者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存在與本質間的分裂，即“異化”。這時馬克思主義者不是要求人民去消極地“認命”（即承認“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本質”），而是通過對“現存”的革命改造去掌握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毫不留情地將費爾巴哈“存在即本質”的觀點斥責為“對現存事物的絕妙的贊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2頁）

把現實的人限於“此在”，會使我們在一系列重大價值上發生誤判。由於剔除了對於社會的革命變革的探索，清除了實踐的歷史指向，於是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什麼是學問、如何辨別學術水平的高下就必然出現偏差。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真理性的思想體系，毫無疑問具有知識性，但是這一知識不是無價值偏好的客觀知識，而是以無產階級的立場為基礎，以實現人民和民族的利益為追求，因而能否回答、解決重大現實問題就成為判斷其水平高下的根本尺度。“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5頁）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知識的這一根本性質，馬克思主義研究就會走入死胡同。時下那種鄙視對於中國現實問題的關注、熱衷於在西方話語圈子討生活的傾向，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上，就是不以中國問題為中心、不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不以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和理論武裝主線，而是力圖把“西馬”以致西方哲學的研究，或者純文本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學科建設的主體。似乎隻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學術性”，而關注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只是“意識形態”，就是這一傾向自以為有力的支撐。實際上，當一些人陶醉於從西方搬來的一些詞句、甚至將廣大群眾以致學界都看不懂作為“學術”來炫耀時，我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批評那些“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0頁）須知道，能否中的，不僅檢驗箭手的水平，也檢驗著箭的質量。現在有些被視為“好箭”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陳詞濫調的翻版。

概括起來，馬克思通過對於傳統形而上的批判，在告別思辨哲學傳統的同時，並沒有否定歷史發展的邏輯、切斷歷史進步的未來、屈從於現存的事物而泯滅自身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本性，沒有向折衷主義、相對主義、實証主義和形形色色的“解釋世界的哲學”倒退，這裡的關鍵就在於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實現了有機的統一。由此也不難看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引向生存論哲學方向，用海德格爾的“此在”闡釋馬克思的“現實的個人”是多麼嚴重的誤讀。我們正在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和中央倡導的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相得益彰，還是漸行漸遠，的確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