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相關話語在中國的語義演化及反思【2】

“公民社會”的語義缺陷及認識偏狹

公民社會，是又一個與西式民主密切相關的含混詞匯，指有別於政府和市場的第三部門中的民間組織，強調公民自組織結成的社團是西式民主制度有效運轉的社會基礎。公民社會一詞被引入中國，正值單位體制為市場體制和社區制度替代的改革，因而相關的研究推動了人們對發展社會組織認識的深化。然而，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討論從一開始就被置於國家與社會二分法這個非黑即白的語境之中，在語義解讀上形成了難以克服的缺陷和偏狹。

缺陷之一是強調公民社會與國家政權的分離、對立而非合作。凡是與政府唱反調的民間組織，往往被吹捧為具有“公共性”、“自治性”，視為公民社會的進步，而對積極參與政府主導的社會治理的民間組織，則懷疑其“獨立性”、“志願性”，被扣上“半官方”、“行政化”等帽子。實際上西方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走向就是積極與政府合作，參與協同治理。國際上，從1992年裡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以來，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主流已被逐步納入到以聯合國為樞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主導的全球治理中。在西方國家內部，英美大部制改革中政府部分職能之所以能有效轉移，與社會組織的合作與承接也是分不開的。

缺陷之二是否定執政黨組織對公民社會的引領作用。基於對立思維，公民社會的研究者視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為“政權類”組織，否定其在社會組織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和聯系功能。這不僅削弱了黨執政的社會基礎，也堵塞了社會組織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實現規范發展的重要聯系通道。實際上在西方國家，主流政黨都充當著國家與社會聯系者的角色，許多政黨吸納了大量的社會組織作為外圍組織，有些政黨甚至本身就是工會、教會等社會組織的政治代言人。這種引領者的角色鞏固和擴大了政黨政治的影響，也促進了公民社會的發展。反倒是20世紀90年代“卡特爾型”政黨成型后，西歐的政黨依賴於國家的資金補貼和對政治競爭的壟斷，逐步疏遠公民社會，導致了“政黨的危機”。

“治理”的語義規范及話語主導權的建構

與合法性和公民社會不同，同是舶來詞的治理，其語義演繹從正面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的吸納與建構能力。治理一詞在西方產生較晚，語義含混，但著重強調其與傳統政府管理的區別。其背景是傳統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下國家失效、市場失靈，導致社會資源配置無法優化，因而尋求第三部門的參與合作。從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治理的興盛實際上也屬於西式民主實現形式的更新和在社會領域的拓展。治理一詞在引入中國時，也是作為政府傳統管理的對立物，十分強調在權威來源、權力行使方式等方面與政府“統治”的區別，如對於治理的主體，突出強調各類非政府組織，如“沒有政府的治理”，對於治理的方式，尤其強調限制政府的管制，並刻意忽視執政黨組織的治理作用。與公民社會類似，許多論者在討論和推廣治理一詞時，也帶有非黑即白的對立思維，矛頭直指黨和政府對社會的引領與規范。

在學界熱議治理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將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納入政策議題。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提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11年再度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個重大命題，黨的十八大對社會管理體系和格局進行了規范。顯然，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強調與闡釋，吸納了相當多的與治理相類似的理念與做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論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時，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於社會領域的改革，使用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表述，治理在主體上被賦予“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規范性含義，在方式上融入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等實踐內容。由此，治理一詞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中的關鍵性術語，主流意識形態也相應地在治理的相關話語論爭中牢固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

通過以上反、正幾個例証的梳理，不難看出，在全球化和文明交融的時代，對西式民主話語體系完全抵制，無法做到﹔而單純地引入吸納，又會不自覺地形成對照西方、對抗體制的對立性思維，造成語義的偏狹。因而正確的方法隻能是辯証的揚棄和指向明確的規范再造：肯定並發揚其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話語解讀功能，避開其背離社會主義制度的語義陷阱﹔同時，在舶來詞匯的外殼裡注入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特點的新內涵，實現語義的規范與再造，並以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動使用和廣泛使用確立話語主導權。在今后，來自西式民主話語體系“新詞”、“熱詞”的沖擊必然日復一日、日甚一日。如果我們在堅決抵制西式民主話語體系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實質的核心理念的同時，盡可能地規范、再造這一體系中有實踐價值的大部分話語，為我所用。如此，一則在國際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斗爭中，可形成彼消我長之勢，西式民主話語體系難以成為洪水猛獸﹔再則，社會主義民主話語體系可由此不斷與時俱進，擔負起引領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應然重任。

（作者：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