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是如何走向軍國主義的

眾所周知，從19世紀中葉起，西方的堅船利炮就打破了亞洲寧靜的生活秩序，亞洲乃至世界固有的國際關系格局遭到挑戰。作為亞洲的三個大國印度、中國以及日本都以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應對了這一來自外部的沖擊，其結局也是毋庸贅言。

歷史結局展現的是一種結果，但其發展過程卻是“色彩斑斕”。也就是說，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孕育著多種可能性及其結果，思想史所表現的正是這種錯綜復雜的各種可能性之間的博弈與競爭。在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等各種內外因素的作用下，最終形成了一種歷史結局。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我們不能就歷史結論而談歷史，更重要的是應到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去找尋歷史結局背后的思想路徑。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地解讀歷史，理性地面向未來。

近代日本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亞洲國家，從明治維新到現在，日本走過了140余年的歷程。戰前的70年日本選擇了“尊皇開國”之路，戰后的70年日本選擇了和平民主之路，兩種選擇所帶來的結局有目共睹。目前，安倍內閣正試圖改變戰后奉行了70年的和平主義路線，實現其走向軍事大國的戰略目標。因此，從思想史角度研究和探討戰前日本如何走向軍國主義道路這一課題，不僅具有學術價值，同時也具有現實意義。

“武士道”：軍國主義者的文化基因

任何國家採取任何內外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民族文化的烙印。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與民族性格，它融化在這個族群的血液之中，體現在這個民族每一個成員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之上。日本的傳統文化在神道、佛教以及儒學思想相交融的過程中形成。公元4世紀到12世紀期間是古代日本中央集權制統治時期，政治制度主要是向中國的隋唐社會學習，文化主要是吸收佛教思想。日本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於《古事記》（712年）和《日本書紀》（720年），而這又多是神話記述，日本的固有宗教神道就來源於神話。隨著古代日本“班田制”的瓦解，“庄園制”的形成，日本也從以天皇為中心的“公家政治”進入了封建社會以幕府為中心的“武家政治”時期。

武士產生於在鄉村地主階層，武士與土地緊密相連。武士不同於古代貴族上流社會的武將，他們是與“主君”有契約的下層社會的一股新生力量。隨著中央集權制的瓦解和庄園制的發展，庄園主為了領土和安全，慢慢地分離出一些農民進行訓練，甚至干脆組成專門負責保衛工作的武士團。由於主從之間不單單是履行契約，而且還有共同的利益，為了幫助主君擴張地盤，不惜搞陰謀和實施殺戮。從11世紀初期開始武士勢力逐漸形成了超越庄園范圍的地區性武裝集團。武士團有著極強的宗族觀念，堅決遵從首領命令，實行主從關系。武士在戰場上的英勇和對主人的獻身精神，是對武士個人和武士團的基本要求。從鐮倉幕府到江戶幕府，歷經700多年，武士由經營者變為消費者，由家臣上升為統治階層的一份子，武士的道德標准也逐漸完善，其文化特性也在民族傳統文化當中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武士道”傳統就是在江戶時代最終定型的。

何為“武士道”？“武士道一言以蔽之，就是‘騎士道的律條’，武士階級的‘與高貴身份相伴隨的義務’”。①“義勇奉公”是武士的最高原則，舍生取“義”，“勇”猛殺敵，報答主君的“御恩”，成為武士追求的目標和律條。不論是平時還是戰時，武士都在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成為主君忠實的“奉公人”，在這一過程中，下層社會的武士也逐漸成長為國家的棟梁之材。這種類似命運共同體的主從關系，不僅是一種利益關系，也是一種生死相依的關系。這種主從契約關系是可以繼承的，其義務也是雙向的，保護主君的同時也是為子孫后代創造寬鬆的生存環境，留得好名聲。武士的美德體現在正直、堅毅、簡朴、膽識、禮節、大義、廉恥、誠實、忠誠等方面。相比較古代中央集權式的單向服從，這種新型的人際關系及其道德原理在日本人精神成長的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不過，武士道在發揮“正能量”的同時，其弊端也非常明顯。雖然武士的信條中也有“仁”的內容，教導武士應存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但是，由於武士崇尚要像櫻花一樣“美麗地凋零”，因此，將死置之度外，為了“忠君”和“榮譽”他們可以切腹殉葬，並認為這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

武士道從佛教當中學到對不可抗力的“靜靜服從”，對眼前災難的“禁欲式平靜”。神道當中對主君的忠誠、對祖先的崇敬培養了武士的忠誠心和愛國心。就道德修養而言，儒學成為武士道的豐富源泉。孔孟之道、三綱五常成為武士道德修養的最合適的教科書。當然，武士道不等於儒學。在武士戒律“義、勇、仁、禮、名譽、忠義”當中，武士道推崇“義勇、名譽、忠誠”，而儒家更重視“仁“和“孝”。“大和魂”與“中華魂”的“文”與“武”、“孝”與“忠”的明顯區別讓人一目了然。盡管如此，融入各種文化元素的“武士精神”成為日本社會精英層的道德制高點。武士從種地的農民發展為脫離土地的純粹消費者，他們對經商盈利不屑一顧，在專事保衛主君的同時成為特權階層。明治維新以前，在日本社會“士、農、工、商”各階層中，武士成為身份的象征。他們大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氣概，在成為“楷模”的同時，他們試圖加強自身修養，不斷地豐富著“武士精神”。武士道就是這樣，在七百余年的發展過程中潛移默化到每個日本人的血液中，成為大和魂的重要組成部分。

武士道本來是個中性詞，但是，當它與近代的國家神道相結合便有了畸形發展。明治政府初期，對來源於神話的“神道”進行了重構，使之上升到“國家神道”的高度，成為近代日本中央集權制度的意識形態。為此，制定了神佛分離獨尊神道的“神社制度”，其后又開展“廢佛毀釋”運動，大有罷黜百家，獨尊神道之勢。“大日本帝國憲法”第28條雖然規定民眾有信教自由，但要以遵從國家神道體制為前提，“天理教”、“大本教”被鎮壓就是最好的例証。1945年12月，盟軍司令部發布“神道指令”，日本終於實現政教分離，神社失去了國家維護的地位。但是，右翼勢力一直對此不甘心，首相參拜擺放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事件頻頻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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