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耀東：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的深刻思想根源

日本軍國主義曾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整個國民生活從屬於軍事及對外侵略戰爭，給亞洲乃至世界民眾帶來極大傷害和深重災難。盡管日本軍國主義作為國家制度的可能性被“和平憲法”所限制，但並不表明作為意識形態的軍國主義“幽靈”已徹底消失。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看到，日本國內否認甚至美化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言行仍然大行其道、逆流而動。日本政要拋出“侵略未定論”，在國內外散布淡化軍國主義侵略性質的言論，日本政府還出台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內的一系列安保法案，使得防止軍國主義復活的“和平憲法”第九條名存實亡。日本對於軍國主義侵略罪行及戰爭責任反省的歷史性退步絕非偶然，日本的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時刻威脅著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因而深入了解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政策理念的演變，具有重要的現實警示作用。

從“征服支那論”到“得失互償論”：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理論依據演進

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形成之初，就將侵略的矛頭指向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隨之構筑起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建立了軍國主義的警察、監獄和武裝力量等國家機器，並對外實施軍國主義侵略擴張。在其“開國和親方針告示”中，就宣稱，將“大力充實兵備，耀國威於海外”。在“天皇諭告”中進一步宣稱日本要“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海外”。①通過明治維新激發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並隨之將對外侵略擴張付諸政策實施。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從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形成並發展，既有“軍事至上，謀求霸權”的軍國主義普遍特征，②更有其深刻的思想淵源及時代背景。日本學者認為，鴉片戰爭中的“文明傲慢”誘發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歐技術，從而被日本趕上並拉開距離形成落差，這種落差使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成為可能”“因而日本軍國主義抓住了清朝的這個弱點加以攻擊”。③然而，日本的軍國主義侵華理念決非“刺激反映”，而是源遠流長。

以佐藤信淵、吉田鬆陰等為代表的幕末教育家、軍事思想家，成為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擴張思想奠基者。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殘酷現實，使得日本一部分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思考日本的命運和未來。他們基於西方的海防壓力，主張“嚴修武備”加以應對。同時，在狹隘民族主義意識驅使下竭力鼓吹“海外雄飛”，稱霸世界。為了防止清王朝的悲劇在日本發生，甚至產生效仿西方列強侵犯中國的“凌弱”念頭。為此，佐藤信淵建議日本應在增強海防、抵御西方列強的同時，擬定日本稱雄世界的帝國主義計劃。他最早提出了系統而周密的入侵和佔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設想。佐藤在《海防策》（1808年）中論述道：“大清國既強大又綿密，萬一出現狡猾之國君，生兼並之志，其患莫大。”④他在《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中宣稱，日本兼並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皇大御國（即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課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臣仆。”由“皇國”開發他邦，必先由吞並中國肇始。佐藤信淵提出，經略中國是實現上述構想的最基本的條件。“皇國征伐支那，如節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而吞並中國，則宜先吞並中國東北地區：“當今萬國之中，皇國最易攻取之地，莫過於支那國滿洲”“滿洲之地與我之山陰及北陸、奧羽、鬆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余裡”“順風舉帆，一日夜即可到達彼之南岸”“如得滿洲，則支那全國之衰敗必當從此始”。佐藤信淵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認為中國南北方的中心分別為南京和北京，宜將日本軍隊分為進攻南京的集團和進攻北京的集團。前者由熊本、大泊兩軍組成，大泊軍經琉球佔台灣，由台灣出發在浙江沿海登陸，攻佔寧波、台州﹔而熊本軍由天皇自率，進攻中國江南各地，佔領南京。后者以青森、仙台、金澤等七府軍組成，進佔朝鮮、中國東北地區，由山海關攻入北京。征服支那之后，再圖東南亞、印度。⑤佐藤的軍事理論打著遏制俄國、英國擴張，“保衛日本國防”的旗號，企圖佔領中國，而后向全亞洲擴張，以致稱霸世界。佐藤信淵倡導以“宇內混同策”為核心的“征服支那論”，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大陸擴張”的思想，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勾勒出大陸擴張主義路線圖。

基於日本在19世紀中期被迫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現實，吉田鬆陰作為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通過興辦鬆下村塾，宣講“尊王攘夷”思想，主張“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民族擴張主義理念，提出了以攻擊弱鄰補償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償論”。尤其是當他看到積貧積弱的清王朝任由西方列強宰割，便開始產生對華蔑視感。並更加覺得日本的出路在於己為中介，促成得失互償。1855年，他在給其兄長的信中稱：“與俄美和親條約已定，我決然不可破壞而失信於夷狄。隻宜嚴守章程，加深信義。其間，培養國力，降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將同俄、美交易之損失，以鮮、滿土地補償之。”⑥他在《幽室文庫》中曾述道：“為今之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羈縻二虜（指英美兩國）。乘間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豐國之所未果也。”⑦“收滿洲逼俄國，並朝鮮窺清國，取南洲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為者而先為之。此乃天下萬世、代代相承之大業矣。”⑧吉田鬆陰關於入侵中國和朝鮮，“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甚至夢想“並吞五大洲”的民族擴張思想，勾畫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思想的雛形。同時，吉田鬆陰的“得失互償論”深深影響了日后成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的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維新領導者的國際觀，使得明治政府的軍國主義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擴張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把吉田的侵略擴張思想奉為“圭臬”，並相繼將之付諸於侵略擴張行動。

佐藤信淵、吉田鬆陰等維新啟蒙者的皇國史觀及對外政略等思想主張，給明治政府領導者以深刻影響，被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完全繼承並加以廣泛宣傳，⑨演化為日本向外擴張的目標與步驟，成為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