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思想與戰爭互動並進
明治維新后，日本的侵華理念由佐藤信淵、吉田鬆陰等人的書齋設想，演變為軍國主義侵華思想與侵華戰爭互動並進的形態。一方面，奉行“富國強兵”、力圖擺脫對歐美國家的屈從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對外侵略道路，並將矛頭直指中國。另一方面，以被稱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民間報人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軍國主義倡導者，大肆鼓吹弱肉強食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為明治政府軍事擴張和侵略亞洲的野蠻行徑搖旗吶喊。⑩福澤諭吉在近20年寫的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裡，把日本“文明開化”的近代化與侵略中國聯系起來，公開標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並台灣、再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中國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和實施方略，被后世的軍國主義者全部付諸為侵略行動加以實施。
1874年5月，日本陸軍司令官西鄉從道出兵入侵我國台灣地區，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條》，以賠款50萬兩白銀作為日本侵台軍退出台灣的條件，雖然侵台戰爭的規模不大，但由於清政府的軟弱和英美對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戰而勝更刺激了軍國主義分子的侵華欲望。 這次入侵台灣是日本走上明治維新之路的首次對外用兵，其中包含著侵略朝鮮、侵吞琉球的武力試探。可以說，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灣目的有二：第一，這是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開端，點出了近代日本對華關系的主題﹔第二，這是日本吞並琉球的一個步驟。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歷程中，侵略中國和並吞中國的鄰國總是相互關聯著，這成為一個規律，而此次侵略行為就是這個規律的首次表現。 1875年，日本武裝入侵朝鮮，逼迫朝鮮簽訂了不平等條約。1879年吞並琉球，並更名為沖繩。
福澤諭吉一貫以“文明”國家正當行使權利為理由解釋並積極支持侵略戰爭。對於明治政府的侵台行為，福澤諭吉在《明六雜志》上發文贊同：“終於迫使支那人拿出50萬兩白銀的賠款，這對於國家來講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誰都會為此而感到自豪，我等亦興高採烈。”他還不忘提請讀者注意，“我軍費的大半用於資助西洋各國的商業”。他在結論中提出：“戰爭關系到國家的忍辱，國權關系到國力的勝衰”，並就此勾畫了日本的發展藍圖，即“此次勝利，使我國國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內外之分，鞏固了國家主義國體的根基，憑借這種國權擴張的余威，就可以平等地與西洋諸國打交道”，將來，日本一定能夠屹立於西洋列國之林。 很顯然，被日本稱為“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的福澤諭吉並沒有覺得侵略他國有什麼不對，反而在所謂“文明”的名義下，認為應該使歧視、侵略亞洲鄰國的行為合理化、正當化。
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和內外形勢的變化，福澤諭吉提出了“脫亞入歐論”。在他看來，中國和朝鮮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樣完全西化，必會亡國。日本也不必與之為伍，而應該像西方列強那樣，參與瓜分中國和朝鮮。正如他在1882年11月的《兵論》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終不能獨立而落於外國人手裡，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觀，也應該奮起共同逐鹿中原。” 受此觀點影響，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脫亞入歐”的對外政策。福澤諭吉在《脫亞論》（1885年）中明確表示：“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為亞細亞流的政教風俗所培育，與我日本雖無大異，但或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中，其遺傳教育之旨卻有不同。……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朝的標准來評價日本也並非不可能。”“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可以說，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鼓動日本積極加入列強行列，以“西方文明”貶抑中華文明，具有狹隘的民族主義色彩。當看到西方“文明”的壓倒性武力強勢時，福澤諭吉隨即放棄昔日對於中國文化的崇敬之情，轉而迅速擁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以貶低、丑化和“脫亞”的極端方式，切割日本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關聯性，並以此向西方列強表明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價值觀的高度認同。以接受“文明開化”的“大日本帝國”的優越感來觀察中國、看待中國，把中國喻為“頑固、落后和野蠻”的國家。福澤諭吉聲稱其在《文明論概略》中所謂人類社會要經過“野蠻”“半開化”“文明”三個發展階段的文明史觀，是通過對西方“先進國家”的考察、體驗和文獻學習而形成的。問題在於，他正是根據這個文明史觀，把對亞洲各國的歧視和侵略主張合理化的。福澤諭吉在宣稱“保護亞洲東方乃是我之責任”的同時，也表明“如果情況緊迫，可以不客氣地佔領其地盤，並以我之手重建”。他在1883年10月的《外交論》中寫到：在“世界各國相互對峙、禽獸相食”的國際關系中，“若食者為文明之國”。 至於所謂保護東方各國的“責任”，福澤諭吉毫不掩飾日本應該侵略他國、合並亞洲各國和進行殖民統治的民族擴張主義意向。可以說，福澤在其《文明論概略》宣傳“侵略戰爭正義”的基礎上，在《脫亞論》中宣揚“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觀點，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形成及發動侵略戰爭提供了理論支持，客觀上促成日本“大陸政策”的擬定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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