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是國與國交往的指導准則，從來沒有脫離意識形態指導的國與國關系
《國家治理》周刊：在您看來，意識形態在當代國際關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對國與國的交往產生著怎樣的影響？
吳恩遠：國與國的關系與意識形態是密不可分的，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於有無思想。同樣地，國與國的關系也需要遵循著某些共同的准則或思想原則。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指導著現實中的國與國的關系。意識形態不僅是某種特定的主義，也是一種思想觀念。我們一說意識形態可能很多人想到的就是以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思想劃界等等，這其實是很片面的。意識形態是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指導准則，既沒有脫離了實踐的意識形態，也沒有缺失意識形態指導的國家關系。
明白上述這一點很重要，現實中從來就沒有“純粹”的脫離了一定的思想和原則所指導的國家關系。這方面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戰爭的對立方，一邊是德日意法西斯陣營，另一邊是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國，這兩方陣營是以什麼思想基礎建立起來的？毫無疑問，是以共同的意識形態標准建立起來的。比如說，德日意之間的同盟關系的基礎是1936年德日簽訂“關於共產國際協定”。協定闡明了他們結成反共產國際同盟的理由，即認為共產國際“破壞和威脅了現存的國家”。表面上這是反對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但背后掩蓋的是德日意稱霸世界、對他國亡國滅種的思想意圖，隻不過他們當時不想引起西方國家更大的警覺。自蘇聯成立以來，西方國家就一直在打壓蘇聯，而這也是基於意識形態，因為在他們眼中，共產主義國家就像馬克思說的是“一個幽靈” “魔鬼”，必須消滅它。德日意法西斯陣營為了避免過早激怒西方，就打著反對共產主義的旗幟，從而掩蓋其瓜分世界、稱霸世界的意圖。法西斯同盟的這種“障眼法”讓西方大國對此放鬆了警惕，於是有了1930年代西方大國的“綏靖主義”，西方大國的有意縱容導致了法西斯勢力的迅速膨脹和壯大。“綏靖主義”原本是想將法西斯的禍水東移、引向蘇聯，但后來希特勒得手后就撕掉了假面具，他不僅僅是要對付蘇聯，而是吞並整個歐洲。這完完全全是從法西斯的本性出發，這種本性即體現為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一書中充分表露的法西斯理念，也就是一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種族滅絕和稱霸世界的意識形態。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才與蘇聯聯合起來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首先建立在1941年英美共同簽訂的《大西洋憲章》上，憲章開宗明義指出“要把這兩個國家政策上若干共同原則推廣到全世界”，即平等、公正、反對種族壓迫等主張。這些基本原則后來逐步擴大成《聯合國憲章》：針對當時的德日意法西斯的種族歧視與壓迫強調各民族的平等與公正﹔針對希特勒扼殺言論與思想強調言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針對法西斯陣營借助戰爭稱霸世界強調在國際關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在這些原則下，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團結起來。可見，《聯合國憲章》也是意識形態的一種表現。而二戰以來的歷史也表明，在國與國的關系中共同的原則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共同的原則，國與國的交往就失去了基礎。包括后來由中國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亦是如此。
以上充分証明，在國與國的交往中需要遵循一些共同的准則，但這些准則不是刻意強調某一項排他性的思想。意識形態分為各種不同的層次，我們在這裡所談到的“意識形態”，它不特指某一種思想意識形態，而是指一些共同的相處准則。有些國家間在思想意識的某個方面聯系得更加緊密，譬如華沙條約組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盟、阿拉伯國家聯盟、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等，它們都是基於一定的、大家關心的、共同遵守的原則。這些無不說明了，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意識形態確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表現形式不同。甚至西方國家也從不掩飾其推行西方價值觀的外交策略。換言之，就是說在“國家利益”的考量下，潛藏著由價值觀、世界觀決定的行動准則。明白這一點有助於看清國際交往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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