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同樣的東西，得出來的結論截然相反，就是因為思維水平不一樣
“學好辯証法，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孫正聿看來，這句話看似有些夸張，但其寓意卻不淺。
“現代領導者必須具有哲學頭腦。千學萬學，不離哲學，毛澤東等我國歷屆領導人都提倡學習哲學，共產黨的干部為什麼與眾不同？就是因為有哲學頭腦。”
解放周一：現在學習都強調與社會現實相對接，辯証法能解答當今的什麼現實問題？
孫正聿：對於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來說，最主要的是提高治國理政的本領的問題。治國理政，最重要的是提高辯証思維和戰略思維能力。所謂戰略思維，就是要做到“審大小而圖之，酌緩急而布之，連上下而通之，衡內外而施之”。“審大小”是目標選擇，“酌緩急”是舉措選擇，“連上下”是根據選擇，“衡內外”是視野選擇。
提高辯証思維能力，對於反腐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提出一個說法，要反腐就要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個叫做制度管人，一個叫做人管自己。借用一句古話，人管自己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制度管人就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這就叫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前面兩個是制度管人，后面一個是人管自己，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光強調制度層面還不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想一想，不讓住大飯店他不去了，他私下改去什麼會所了，找個隱蔽的地方還能腐。隻要他想做壞事，還是什麼都能做。
解放周一：思維決定行為，所以除了約束行為，還要提升思維水平。
孫正聿：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有一句話，“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那就是說，我們大家看同樣的東西，最后得出來的結論截然相反，就是因為思維水平不一樣。
比如，現在領導干部走基層、送溫暖，有的效果並不好，到老百姓家裡，握個手，照個相，回頭就在媒體上報道出來，那是純形式的。毛澤東同志說的“蜻蜓點水”、“走馬觀花”都沒做到，純粹是做樣子去了。還有反“四風”，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也有個別人在會上互相批評前串好氣，打好招呼，再到會上表演一番，這有什麼意義呢？一個人要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社會擔當意識，才能夠踏踏實實搞調查研究，實實在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履職。而擔當意識不是憑空產生的，你說現在學習辯証法、提高思維水平重要不重要？
總圍繞一些現象轉，隻看局部，會變得目光短淺
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講辯証法，不論聽眾是誰，都是很有挑戰性的任務。
帶著聽者走進哲學思考的大門，孫正聿有把鑰匙，那就是哲學思維與當下中國的密切關聯。
解放周一：在一個小時的時間裡，面對黨和國家領導人，您重點講了什麼？
孫正聿：我主要講了辯証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范疇，辯証唯物主義的實踐論、認識論和價值論。同時講解了一些人們耳熟能詳但缺乏深入分析的哲學概念。
解放周一：在發展過程中，情況難免層出不窮、千變萬化，從哲學角度來看，您覺得解決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孫正聿：關鍵要認清主要矛盾。中國目前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還是“四個全面”。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現 在 很 多 地 區 不 再 迷 戀GDP，轉而更加關注民生、生態，也是認清了主要矛盾。我們制定任何一種政策，永遠是面對著不同的利益訴求，那麼我們就必須在一種利弊權衡當中，做出一個價值排序來。我們要著重解決什麼問題？我們要重點去抓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
比如說，今年1月，希臘新一屆總理當選，齊普拉斯是個左派，他演講時說我要把原來的經濟政策都推翻，我們不搞緊縮了。老百姓當然都歡迎這個，可這一套行得通嗎？保持原來的政策才能繼續在歐元區裡面生存，否則就不能維系了。所以他上任后隻能又得聯合，又得調整。
解放周一：在這次集體學習快結束時，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時連說了5個成語，提醒大家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觀天、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這5個成語反映出什麼樣的哲學思考？
孫正聿：他講的都是哲學裡的整體和部分的關系，現在還是有些領導干部缺少對整體和部分的辯証思維，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態，看問題也總是圍繞一些現象轉，隻看局部，忽視整體。這樣的話，就隻能變得目光短淺，缺乏駕馭全局的能力。
真正的辯証法，是在兩極當中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超越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口號和一句空洞的套話，也不是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和說一說就能做到的。
用一支粉筆講清所有的哲學問題
在孫正聿看來，哲學不是冷面孔，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親切的。
學哲學除了在課堂上，更應該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活學活用，無處不哲學。
解放周一：我們都知道，很多領導人對哲學都很有研究。像李瑞環就寫了 《學哲學用哲學》《辯証法隨談》等和哲學相關的書。
孫正聿：他學得真的很透。我就給你舉一個例子，學辯証法都學質和量，我們好像認為一個東西就有一個質，他說其實隻有在對立統一關系當中，你才能把握那個質。他講，比如拿一塊木頭，我把它做成一個桌子，這就是一個用具﹔我要是把它做成一個扁擔，拿它打人，這就是一個武器﹔ 如果一個壞人拿它再打人，這就是一個凶器﹔我把這個扁擔拿到那個法庭上，這就是一個証據。這只是一個例子，但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這樣的思維尤為可貴。
解放周一：這樣生動的例子，讓人們覺得哲學是親切的。而很多時候，哲學卻給人感覺很抽象，很難接近。
孫正聿：哲學應該是親切的。我也曾試圖用一支粉筆講清所有的哲學問題，怎麼講呢？哲學是研究人和世界的關系，人和世界的關系，最主要的是一種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我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主體，而世界是我認識和改造的對象，那麼我是主體，粉筆就是這個客體。我和粉筆之間，首先構成一種主體對客體把握，把握它體現一種感性和理性的關系。我可以這樣一直講下去，其實哲學特有趣。
解放周一：除了講課，還有什麼其他有效的學習哲學的方法？
孫正聿：無法替代的方法就是讀書，《馬克思主義哲學十講》、經典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還有《列寧專題文集》，都建議大家去讀讀。
人生在世，主要是兩件事，即想和做。想和做又各有兩面，想包括“想什麼和不想什麼”，“怎麼想和不怎麼想”﹔做包括“做什麼和不做什麼”，“怎麼做 和不怎麼做”。人的一生要想問題、做事情，不外乎由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所決定，且最重要的是由間接經驗決定的，而間接經驗最直接、最重要、最普遍的載體就是書籍。一邊讀書一邊思考，這是了解哲學特別好的方式。這一輩子，你讀了些什麼樣的書，你讀到什麼樣的程度，就決定著你想什麼、做什麼，你怎麼想、怎麼做。
■所謂戰略思維，就是要做到“審大小而圖之，酌緩急而布之，連上下而通之，衡內外而施之”。“審大小”是目標選擇，“酌緩急”是舉措選擇，“連上下”是根據選擇，“衡內外”是視野選擇。
■要反腐就要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個叫做制度管人，一個叫做人管自己。借用一句古話，人管自己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制度管人就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這就叫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中南海講師”的哲學人生
自從到中南海講過辯証法，媒體便給了孫正聿一個新頭銜——“中南海講師”。對此，孫正聿一笑置之。
講課之前幾位他帶的博士后問他，孫老師你不緊張嗎？他反問，我為什麼緊張呢？哲學裡有“無色不空，無智不通”。知識都在心裡，也就不緊張了。
對哲學的喜愛，是很早就萌生的。
他說自己從小就對政治感興趣。小學的時候，每天為了要去吉林日報社看《吉林日報》，都要走很遠一段路。中學期間，家裡很窮，窮到就連每周兩塊錢的伙食費，母親都常常要去借，但是即使這樣，看他喜歡，還是花錢給孫正聿訂了兩本雜志，一本是《文學評論》，一本是《世界知識》。
“我記得母親常說這樣幾句話，都是她的人生格言，一句話叫做‘餓死不下驢’，另一句話叫做‘不蒸饅頭爭口氣’，還有一句，‘寧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
平實的話語裡，是深刻的人生道理。“母親教導我要潔身自好、一定不能夠做君子不屑為之的事。”
隨著知識的逐漸積累，孫正聿開始讀思想性的文章，尤其喜看人物傳記。採訪中，那些經典之語，他張口即來——“戲劇家普希金說，跟隨偉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門最引人入勝的科學”﹔“詩人朗費羅說，偉人的生平昭示我們，我們也能夠生活得高尚”﹔“戲劇家萊辛說，與其記住兩個真理，莫如弄懂半個真理”……
讀的人生哲學多了，人生自然也就開闊了。
孫正聿的哥哥是歷史系的學生。哥哥在讀大學的時候，他還在讀高中。一天，哥哥談到他們也上哲學課，可是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關系，他就是弄不明白。而一直課余讀這類書的孫正聿，幾句話就把哥哥的困惑講清楚了，哥哥訝異，自己的大學同學們都講不清的問題，弟弟怎麼看得這麼清。
高中畢業，孫正聿報考了哲學系。當時，主動選讀哲學專業的人並不多，“沒幾個人願意學哲學，真心實意要搞哲學的，當時可能全省也沒幾個。”
但“文革”剝奪了孫正聿考試的機會。1967年和1968年，他既無學可上也無工可做，幾乎每天上午到湖裡游泳、下午到圖書館看書。1968年底，他作為知青去九台縣龍家堡公社下鄉。3年后，被“抽”到長春鐵路分局下屬的長春東站當工人，分別做過裝卸工、叉車司機、貨運員、電影放映員。一直到33歲，才參加高考，成了學哲學的大學生。研究哲學的大門，正式向他敞開了。
今年，孫正聿已經69歲了，他還在搞哲學研究，也給學生們上課，對他來說，哲學還是那麼有魅力。
他給自己定了下一步的目標——兩個任務：一是寫一本叫做《解剖靈魂的哲學》的書。他一直很喜歡讀魯迅的書，覺得魯迅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哲學，解剖靈魂的哲學，這本書就是論魯迅的思想的﹔二是寫一本《經驗論》，哲學本身是討論經驗的，他希望，能讓人們更加了解哲學、用好哲學。（記者 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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