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保京 譚永旭：用法治應對官員的“麻木症”

　　1.官員“麻木症”的三種表現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強調“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這一提法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

　　少數官員身上的“麻木症”主要表現為三類。首先是政治麻木症。現實生活中，少數官員喪失信仰，缺乏信念，眼裡有權、心中無黨，不信組織、隻信“圈子”，小事算計、大事迷糊，口無遮攔、亂評妄議，陽奉陰違、不聽指揮，甚至吃黨之飯、砸黨之鍋。

　　其次是腐敗麻木症。有的官員對法紀缺少敬畏，坐享干部待遇、卻不思為國干事，手執人民賦權、卻謀取私人利益，反腐利劍高懸、貪心仍不收斂，屢有貪官落馬、仍不吸取教訓，明知伸手被捉、還敢以身試法。

　　最后是作風麻木症。少數官員對百姓缺少敬重，“騎在馬上我就‘高’、體察民情‘腳板小’，民生不往心上記、群眾再急我不急，吃喝由明往暗轉、不吃公款吃老板，過去群眾不好見、現在好見事難辦，上頭忙得團團轉、我在下面慢慢干，管它發展不發展、保住自己‘鐵飯碗’”，這段刻畫充分反映了一些作風麻木的官員心態。

　　類似的麻木症，染病者不在少數，讓群眾深惡痛絕。譬如上海最近發生的“12 31”踩踏事件，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的慘劇。事后媒體披露，當晚黃埔區部分領導就在事發地附近公款豪餐。上頭糾治“四風”緊鑼密鼓，下頭大吃大喝我行我素，官員的禁令意識哪裡去了？一邊是比肩擁擠的人群，一邊是推杯換盞的暢飲，官員的責任意識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再也拉不直的“問號”、難治愈的“麻木症”，留給人們太多思考。

　　2.治“麻木症”要治本治早

　　黨員干部用法治思維深化改革、推動發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基本條件，也是轉變政府職能、推動黨和政府自身改革的迫切需要，更是提升黨員干部自身能力的必然要求。而治本治早之要，就是治麻木。

　　“法者，治之端也。”懲戒官員麻木，單靠說服教育和道德自律是不行的，必須靠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依靠法治手段懲戒官員麻木，才是抓住了根本，把握了長遠，也才能有效地堵死“鑽空子”者的漏洞，破除“不收手”者的僥幸，澆滅“不作為”者的妄想。以往，我們防治官員麻木，多數是靠領導強調、集中整頓、紀律約束等，尚未從根本上走上法治軌道，也就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甚至造成一些人膽子越來越大、根子越扎越深，最終寬縱了官場腐敗、毀掉了一批干部，還影響了發展、敗壞了黨風、傷害了群眾。

　　從37年前一位全國政協常委發出“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走到了盡頭”的呼聲，到23年前鄧小平同志定下“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的基調，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要求，折射了整個社會法治精神的逐步覺醒和整個國家對法治缺乏的深刻反思。如果我們把以往官場的腐敗和庸政亂象歸咎於沒有運用法治遏制麻木，那麼未來官場的清風正氣和蠻拼狀態，無疑得依靠法治之重器，瞄准官員之麻木，打一場艱巨但漂亮的“圍殲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