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治理：一個全球性的時代訴求【4】

“雲治理”的現實應用

討論“雲治理”的原因在於其具有明顯的應用價值，代表著社會治理發展的一種新趨向。在這個意義上，大數據、雲治理本身的意義，不在於擁有或顯示“一大堆數據”，而是為了讓社會運行更為順暢，社會服務更有效率。

發揮政府在“雲治理”中的主體作用。盡管政府受到強烈的挑戰，但是，作為社會資源和社會服務的主要承擔者，尤其是社會主義“人民政府”更應在“雲治理”中發揮主體作用。以上海為例，上海出台了“雲海計劃”，通過應用示范的推動，把上海建設成亞太雲計算中心。其“十二五”規劃把“智慧城市”作為最重要的目標，通過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加強和推進城市管理、民生改善、經濟發展。“智慧城市”是一個城市文明程度和競爭力的名片，更是社會治理模式轉型的名片。在智慧城市建設中，雲計算這種IT的形態發揮了大腦靈魂的作用，它可以把資源充分整合，可以為企業，為市民，為個人提供靈活的應用，能節省資源，降低成本，還能激勵創新。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把大數據看成是社會更有效管理自身的有力工具，這不僅會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還能使公民更多地參與決策過程。尤其是一些“公共性質”特別強的服務部門和領域，如國家安全治理、國民經濟安全治理、文化治理等，必須由政府而不是由私人公司提供。

拓展“雲治理”的全球視野。“雲治理”的空間范圍和邏輯特征，已經遠遠超出了物理學、地理學意義的國界，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全球治理”特征。尤其針對“流動性”、匿名性極強的違法犯罪，特別需要全球治理的視野和手段。針對個體自由、個人發展和國家治理的網絡解決方案，應該具有全球性，因為信息化的本質已經突破了原有的國家、地域概念，而不能僅僅用於維護某個國家、某一群體的利益。一個人在德國通過加拿大的因特網服務商購買了一個美國軟件，誰的法律適用於該交易？如果購買者碰到問題又應該找誰呢？當然，這裡存在著技術高低、強弱的差別，存在著強網絡技術國家對弱小國家的強制和侵犯問題，這顯然要突破和批判任何抽象說辭，注重網絡技術的全球公益性和基礎性，形成全球通用的安全觀，構建一個基於全球文明和諧、自由、平等的網絡安全體系。

發揮普通民眾、非政府組織參與“雲治理”的積極性。當經濟高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應該適時轉變國家治理、區域治理、城市治理的目標導向和機制選擇，即確立“社會目標”優先於“經濟目標”的原則，依靠現有經濟基礎和能力，反哺社會發展，以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應順應全球社會公共管理新趨勢，大力鼓勵和引導普通民眾、非政府組織（如社會基層的自治機構、行業性的同業公會，以及具有專門目標的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等等）積極參與到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共同促進“雲治理”的社會化發展。也就是說，“雲治理”不再是純粹的“政府治理”，而是要徹底改變政府集社會管理和興辦社會事業於一身的格局，鼓勵非政府組織及普通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強化社會參與自我管理能力，提高社會自組織能力。這裡的“雲治理”已經不再是“政府雲”，而是針對更為廣泛且擁有恆久力量的“社會雲”。

例如，在司法治理方面，現代社會中的司法部門在信息裝備上進行了大量投資（計算機系統、網絡、無線通訊系統等），警察能夠追蹤和了解可能的犯罪行為。又如，有關尋找失散兒童的國家中心網站，是幫助尋找失散兒童的重要資源，能幫助父母防止兒童被拐騙。如果缺乏個人和大量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雲治理”依然不可能走出傳統“中心控制”的模式之外。

發揮“大數據”的公共服務功能。政府部門應從經濟、社會、政治轉型的高度出發，充分發揮大數據的資源效能，為廣大民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尤其要為各種市場主體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與平等競爭的條件，為社會提供安全和公共產品，為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服務等。例如，在社會保障方面，新的信息技術為公眾健康和安全部門提供了傳遞保健建議和消費者信息的新工具。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國家醫藥局以及其他部門已建立了有效的網絡站點，來保証公眾能得到主題廣泛的信息。尤其是大數據醫學中心、大數據基因組的測試等舉措，可以通過更大范圍的臨床病例、基因篩查，更好掌握世界病情診斷的信息，為人類的健康服務。在個體服務的層面上，數以千計的提供保健信息的私人站點也在不斷涌現。無論傳統藥品還是替代藥品在網上都有詳細介紹。

尤其在教育資源的拓展方面，大數據不僅有助於提高教育的質量，同時也將對公立學校體系提出挑戰。各種數據化的教學材料（網頁、在線課程、慕課教學等），提供了老師在課堂中所不能講授的東西。這些資源無論在公立學校、私人學校，還是在家裡都能得到。越來越多的兒童在家裡接受教育，這反映了人們對公共學校教育質量的不滿，同時也反映了新工具使父母在家教育孩子變得更容易。

這裡的“公共服務”更具有“私人定制”的服務特點。這裡，“大數據、微治理”的重點在於，不僅僅要建立並疏通市民利益的表達和反饋渠道，讓市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發展權，更重要的是為“不同”的服務對象確定“不同”的服務內容。不同的人群具有完全不同的吃飯穿衣、住房取暖、疾病醫療、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失業、工傷、最低生活保障、就業服務之類的問題，及時、有針對性地為這些“不同人群”排憂解難，這是“雲治理”走向“全面治理”、“微治理”的重要內容。顯然，這裡的“治理”本身就意味著“服務”，而且是“細致入微”的服務。

發揮“大數據”的風險治理功能。“大數據”可以幫助公眾抵抗沒有預見到或無法預計的各種風險災難，增強應急防控的效果。例如，FEMA的網絡站點是美國公眾預防地震、洪水和颶風的信息源泉，它為那些房屋或者生意遭到自然或人為災難毀壞的人提供在線支持。站點將FEMA的雇員、州和地方緊急事件預防辦公室以及公眾聯系在一起。對普遍盛行的“社區矯正”工作而言，通過“大數據”可以及時發現並化解社會矛盾，以保持堅實的社會穩定基礎和較強的社會預警及反應能力。

注重“大數據”的環境治理功能。針對越來越嚴重而普遍的環境治理，通常的做法是，派遣檢查人員深入現場來監控污染排放和確定工廠是否違反了排污標准。隻要公眾要求得到清潔的水和空氣，隻要某些工廠主違反排放條例，就需要派遣現場檢查人員。近年來，“大數據”是美國環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EPA）和州環保處的新手段。EPA耗資最大的項目之一就是建立有毒廢氣排放數據庫。每年經營單位都提供各工廠的有毒廢氣排放數據，EPA核實這些數據並將結果在因特網上公布。這樣公眾就知道了當地是誰在污染環境，並和其他地方的同類設施做比較。同時，環保部門也可以利用這些信息來要求經營單位採取措施以減少排放量，甚至在經營單位符合EPA標准的情況下也可以這樣做。通過向當地公眾提供信息，政府加強了地方的反應能力，因而可以減少自上而下解決問題的需求。

注釋

1 4 12 ﹝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9、103頁。

2 任彥：《大數據時代需要有神器》，《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

3 5 22 24 ﹝美﹞巴布科克：《雲革命》，丁丹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88、107、71、77頁。

6 網絡治理是一個與技術、觀念緊密相關的概念。網絡本身是一個崇尚創新並創新紛呈的領域。一項網絡技術的應用，必然引發網絡秩序、網絡安全的各種問題。針對發達國家的網絡優勢，我們不能通過不上網、不共享、不互聯的方式確保自身的安全，更不能片面強調“專網”。

7 2014年，我國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表明我國已經將“網絡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網絡自由”已經成為“現實秩序”的最大問題，境外一些渠道以“網絡自由”為名，對我國攻擊污蔑、造謠生事，試圖破壞我們的社會穩定。這是現實社會治理面臨的一個越來越嚴峻而現實的挑戰。2014年，Windows XP系統停止服務支持，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性的技術升級，屬於企業自身的事件，但事實上，我國政府、銀行和民間使用該操作系統的程度佔世界的70%，由此造成的影響和后果顯然屬於具有特殊意義的“中國事件”。

8 王佳可：《網絡，豈能容忍欺凌》，《人民日報》，2014年4月1日。

9 僅僅在西班牙就發生至少200起要求谷歌刪除涉及個人隱私的起訴。劉棟、陳麗丹：《互聯網巨頭運營規則受沖擊》，《人民日報》，2014年5月15日。

10 這裡體現出歐洲法律傳統和美國司法傳統的諸多差異。

11 “數據背景”有時被稱為“元數據”（Metadata），以顯示其基礎意義。

13 參閱﹝美﹞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14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對大數據的定義帶有強烈的“主觀性”，認為並不需要給“什麼是大數據”一個具體的客觀標准。因為隨著技術的進步，何謂“大”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變化、變動的尺度。針對各個不同的領域，“大”的定義和要求也不盡相同，無需統一。這裡，其實將“客觀之大”轉換為一種“主觀之大”評判，對於理解“大數據”並沒有直接的參考意義。在客觀標准的選擇上，“大數據”應該有其相對的“大小多少”的衡量標准。與此相比較，EMC的界定無疑更有針對性，即至少在10TB規模，而且具有多用戶群集效應。參閱郭曉科：《大數據》，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頁﹔並參閱﹝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第8頁。

15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存在著一種被稱為“混搭”（Mashop）的應用程序。該程序通過開放應用編程接口或開放“數據源”訪問的方式，使用並結合多個“數據源”，創造新的服務。

16 郭曉科：《大數據》，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頁。

17 “計算機化”本身帶有“社會化數據”或者“數據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Data）的含義。

18 TB是當前電腦硬盤最大的儲量單位，10TB相當於人腦的信息儲藏量。人類對於數據的計量單位己經從單位字節（Byte）、千字節（KB）、兆字節（MB）、吉字節（GM）、太字節（TB）、拍字節（PB）、艾字節（EB）走向了澤字節（ZB）甚至堯字節（YB）的發展道路。

19 結構化數據（Structured Data）和非結構化數據（Unstructured Data）是一個標示能否以二維表解構儲存和處理的數據。從更為廣泛的社會哲學含義看，“結構化”顯然屬於一個動態的“結構—功能”“行動性”概念，而非靜態的“結構要素”分析性概念。現代物理學、化學和社會學都關注“結構化”的變動對於“既定結構”的解構和建構作用。某一個元素隻有進入“某種結構”之中，對原來的結構產生沖擊和解構，並形成“特定形式”的“結構化”行動，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

20 http://www.worldbank.org/publicsector/overview.html.

21 參閱﹝美﹞斯圖爾斯：《未來的信息》之“信息的未來”，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

23 這裡的開放性是全方位的，是向所有領域、所有階層、所有年齡階段的全天候、全球化開放。

Cloud Governance: A Global Demand

Li Zhen Bao Zonghao

Abstract: The prevalent "big data" movement will have a direc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social governanc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logic, mechanism, and forms of "cloud governance" under the big data conditions. "Big data" works directly on the "information", and creates tremendous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 governance power" and its operation structure and mode through poss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ower". For social governance, "big data", in essence, is "service". Based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logic" of "big data", its fundamental role is to "datalize" the field, scope and way of behaviors of social governance, gradually abandon the former pattern of passive response due to "pressure" from the people, and take a new road featuring active response, "rational wisdom", and the participation by all citizens.

Keywords: big data, cloud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public services, information sharing

作者簡介

李振，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現代性問題。主要著作有《貨幣文明及其批判》、《社會進步運動的歷史邏輯》等。鮑宗豪，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