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治理：一個全球性的時代訴求【2】

“雲治理”的核心概念：作為“服務資源”的“大數據”

“大數據時代”的核心詞匯和存在依據，無疑是由“數據”轉化為“大數據”而來的。雖然對大數據時代的理解不能局限於“概念和技術”，而應該引申至文化、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諸領域，但是無論如何引申和擴展，其本身所具有的“雲技術”特征，依然是最穩固、最鮮明的核心根據。

按照一般計算機信息的界定，“數據”（Data）是載荷或記錄信息的按一定規則排列組合的物理符號，可以是數字、文字、圖像，也可以是計算機代碼。信息接收始於對數據的接收，對信息的獲取隻能通過對“數據背景”11 的解讀進行判斷。“數據背景”是接收者針對特定數據的信息准備，即當接收者了解物理符號序列的規律，並知道每個符號和符號組合的指向性目標或含義時，便可以獲得一組數據所載荷的信息。這意味著，信息的存在形式與實質就是數據，數據轉化為信息可以用公式“數據＋背景＝信息”來表示。在漢語世界中，“數據”原指用於統計、計算的數值、數字，而且是具有一定“邏輯指向”的“數字”，屬於一個“專業性”比較強的詞匯,以至於“基於數據”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科學性、客觀性色彩。

如果追根溯源，可以發現，“數據”（data）在拉丁文裡是“已知”的意思，也可以理解為“事實”，是一種可以用“數字”表示的、更為精確的“事實”。也就是說，在任何口頭事實、書面事實的構建中，“數據事實”幾乎成為所有“事實存在”的根本依據。“數據”代表著對某件事物的客觀描述，數據可以記錄、分析和重組事物。在這個意義上，“數據”超越了“數字”的一般性，內涵了更為具體、更具邏輯性的特殊意義。顯然，“我們經常把‘數字化’和‘數據化’這兩個概念搞混，但是對這兩個概念的區分實際上非常重”。12 在計算機出現后，“數據”則指“一切以電子形式存儲的記錄”，而“數字化”指的是把模擬數據轉換成“0和1”表示的二進制碼，這樣電腦就可以處理這些數據了。1995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出版了他的標志性著作《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13，他的主題就是“從原子到比特”，而不是針對處理信息數量的邏輯判斷。顯然，這裡的“數據”已經不再純粹的屬於論証“1與2”之間的數字邏輯關系，而是致力於一種更為龐大的“數字資源”的整理、分析和應用。

以此為基礎，我們來看待“大數據”是否意味著一種“大現實”？

“大數據”（Big Data）概念最早源於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與計算信息直接相關的專業術語，它直接超越了“數據”的一般性特征，而是指那些數據規模已經超出了“傳統數據”的衡量尺度，一般的軟件工具難以捕捉、存儲、管理和分析的數據。14 顯然，“大數據背景”所指向的范圍和內容更為復雜多變，不僅包括各種規律性的數據符合，還包括各種長時段、非規則性、流動性和開放性的數據，其數據所指向的意義並非是顯而易見的，而是必須通過特定的“復雜運算”之后才可能有所顯現。15

2011年5月，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發表研究報告《大數據：下一個創新、競爭和生產率的前沿》（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使得數據之“大”成為一個嶄新的“時代生產”判斷符號。2012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發布的一份名為《大數據，大影響》（Big Data, Big Impact）的報告認為，大數據就像“黃金”一樣。2012年3月，華盛頓宣布“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倡導“腦計劃”發展戰略，加強從大數據提取、分析主要信息的能力。此后，英國、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紛紛效仿，推出與大數據應用相關的戰略研究，一場關於“大數據”的戰略爭奪自此拉開戰幕。

但是，“大數據”成為一種日常流行性的學術概念，則是在2013年。2013年被稱為“大數據元年”，英國牛津大學維克托教授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和思維的大變革》，《外交》發表兩位作者的《大數據的崛起》，新加坡《聯合早報》亦發表《大數據政治》的文章，美國Market Watch網站、美國科技網站“商業內幕”等刊文專論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及其發展趨勢，等等。這些專論都指向一個核心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即“大數據”的來臨非同小可，認為“大數據”將改變商業運作、政府管理、生活方式、信息的積累，促使整個社會發生偉大的變革。政論家認為，“大數據的民意和政治”將開啟網絡民主的新時代，指出執政者應該適應大數據時代的要求，積極應對“快速自由”的民意要求，善於應對各種“民意事件”﹔媒體專家認為，大數據時代使得任何有關“民生問題”的信息傳播，都有可能引發公共危機事件﹔信息技術專家認為，新的“移動革命”將產生“移動形態的大數據”，最終產生“移動性質的信息爆炸”﹔社會學家認為，信息增長量將進一步增強，不斷制造出信息的碎片、歧義化，形成“信息分層”的新現實﹔哲學家認為，大數據開啟了一個新的流動性“時間坐標”，開啟了一個“信息時間”無所不在、到處侵擾的新型的現代性存在形態。

表面上，“大數據”僅僅是對社會存在的“數據狀態”的一種描述而已，本身談不上什麼新的更深刻的含義。“大數據”概念得以成立，還必須與“雲計算”相聯系。傳統的數據處理根據已經不能適應大數據的收集、整理、儲存、檢索、共享、分析等多重功能。倘若不加整理，所謂的大數據的網絡空間就成為“塞滿垃圾信息的曠野”。16 顯然，“大數據”存在的根據是技術信息的飛速膨脹。但是，這裡的技術信息並非純粹的技術性范疇，而已經與全球化的生活、生產緊密地融為一體。從經濟到文化、從意識形態到社會治理、從政治到國際關系等，“大數據”之所以能夠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關鍵的根據就在於大數據背后所隱含著的“雲計算”。對海量的、多樣化的“大數據”現象進行“雲計算”，可以快速獲得各取所需的有價值信息。在這個意義上，擁有“大數據”是一種“資料前提”，更是一種“資源前提”。

顯然，“雲治理”（Cloud Governance）的概念能夠成立的邏輯前提，是網絡化資源、服務的不斷增加本身所具有的強大力量。其中，“計算機化”（computerization）17 則是促使“雲治理”走向社會、走近民間的一個關鍵性的技術應用和操作概念。“計算機化”、“數字化”是網絡化的技術前提與基本保証。當然，計算和存儲的設備越廉價，人們對於各類數據的應用范圍就會越廣泛，應用頻率就會越強，大數據之“大”的可能性就會增強。這是一個更多地依賴於技術創新、技術普及的范疇。

這意味著，“大數據”的真實價值，即所謂“大”的價值本身隱藏於各種各樣好像彼此無關、毫無規則的數據之下，發掘數據價值（即數據發掘，Data Mining）、征服“數據海洋”的“關鍵性動力”，就在於“雲”的邏輯計算能力。隨著數據總量呈幾何級數增長，處理數據的技術將跨越式提升，“算法”會更加高明、高效，不僅軟硬件升級，人類對數據的認識也不斷深化。數據量擴展並不等於一個公司或機構具備擁有和利用大數據的前景，能夠進行數據的深度發掘與關聯性建構才能稱得起擁有大數據。在20世紀末討論互聯網時代的社會現象時，我們最大的關注點，是對世界各種各樣的信息化、網絡化現象判斷與反思。而今天，我們再討論相同的問題時，社交網絡、電子商務與移動通信把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以PB（即1024TB，1TB 18 ＝1024GB）為單位的“結構化與非結構化”19 的各類“數據事實”的新時代。

由此可見，從單獨應用的計算機到互聯網，從純粹數字交換的互聯網到更富有精神性交往的社交媒體，從聚合各種數字化資源的智能手機到物聯網相繼出現，通信技術與互聯網技術已經實現了高度結合，各種以“數字形式”存儲的“數據庫”以幾何級數增長，其數量之大，已經無法進行准確測量，隻能進行估算。一般認為，人類當下一年生產的“數據量”至少是上年的150%。這意味著，從“數字”到“數據”，再到“大數據”，本身已經不再專屬於“技術發展”的范疇，而是指示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運行）形式、模式發生變化的重要象征和線索。通過“大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嶄新的個體化存在、群體運動和社會運行諸多嶄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