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普世價值”思潮為什麼要費盡心機包裝自己？主要就是為了掩蓋其特殊的政治目的。
1.消解他國主流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在國際斗爭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意識形態不僅決定於其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設，而且對政治、經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直接關系著人心的向背、社會的安定、經濟的興衰、政權的得失、國家的安危。無論是要維護或破壞一種社會制度，還是要鞏固或推翻一個政權，都必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深諳意識形態之道，因而在冷戰期間將意識形態戰略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53年，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首次提出“和平演變”的概念。和平演變戰略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攻心”戰略，即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誘導、催化。尼克鬆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提出，應該制訂一個在鐵幕裡面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美國總統奧巴馬同樣力挺“普世價值”。雖然他曾說，美國不能把它的價值強加給別國，但他又多次表示，“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是“普世價值”。而且，“這些價值至關重要，即便是在艱難時刻”。
為了順利推銷自己的價值觀，西方國家慣用的手法就是抬高自己的價值觀，貶低和消解他人的價值觀。一方面，“自由、民主、人權”不僅被他們視為“普世”、“至上”的真理，而且被他們視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良方”。他們努力掩蓋自身在“自由、民主、人權”方面的丑行，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自由、民主、人權”衛士。另一方面，著力矮化、丑化，甚至直接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烏托邦”，將共產主義等同於“極權主義”，認為“蘇聯的極權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展以及斯大林的偏執狂是冷戰產生的根源”。當蘇聯解體時，西方有學者立即宣稱，“共產主義失敗了”，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
然而，社會主義的發展並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那樣。當年，鄧小平在蘇東劇變后十分堅定地表示:“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事實也的確如此，中國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們不顧現實，粗暴地將理論與實踐割裂開來，給馬克思主義扣上“教條”、“僵化”、“獨裁”、“專制”等種種帽子，指責中國搞社會主義是“離開甚至背離了人類近代文明的主流”，同時，他們還把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歸因於“普世價值”，認為“解放思想的核心目標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改革開放是向資本主義的“價值回歸”，“以人為本”是“普世價值”的重要體現，等等。除此之外，他們大力推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制造價值觀混亂，企圖達到即使你不信仰“普世價值”，也要使你遠離馬克思主義的最低目標。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想以“所謂人類文明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就是“普世價值”為幌子，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獲得一種“至上性”和“主導性”的地位，最終將馬克思主義驅逐出當代中國的話語語境。
2.推銷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冷戰”結束后，國際關系中意識形態斗爭非但沒有“終結”，反而進一步得到強化。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成為西方國家用來掩人耳目，向東亞、東歐、中亞、非洲等地區輸出美式價值觀的一種策略和工具，更成為西方國家對其他國家進行所謂“民主化改造”的“正當性”理由。2006年9月美國推出的“普林斯頓計劃”最具代表性。該計劃把世界上的國家劃分成“民主”和“非民主”兩部分，要將全球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對抗“非民主國家”的挑戰。因為自感掌握了“普世”的民主價值，就可以將自己的制度模式強加到其他民族的頭上，美國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民主制度。伊拉克戰爭就是美國以武力輸出“民主”的樣板。美國還雄心勃勃地施行“阿拉伯民主化戰略”，試圖把伊拉克這一“民主樣板”推廣到中東的其他國家，在政治體制、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上逐步改造阿拉伯世界，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建立、扶持親美政權。
中國更是美式民主推銷的一個重點對象。美國《時代周刊》網站的一則報道就明確地說:“美國希望中國將發展成民主國家的這個觀點，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是美國與一個不以為然的獨裁政權保持密切聯系的主要原因。”長期以來，美國的一些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一方面資助一些精英分子以學術的名義傳播西方的價值觀，論証西方制度的優越性，以及中國選擇西方模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頻頻資助中國的“民運”、“藏獨”、“東突”等勢力，從事各種反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2008年，就在我國集中精力籌辦北京奧運會的時候，西方一些媒體和政要千方百計地將奧運議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中國政府制止“藏獨”暴力活動的正當行為，成了他們攻擊所謂中國人權狀況的把柄﹔而搗亂奧運聖火傳遞的暴力舉動，卻得到一些西方政治勢力的縱容。在他們看來，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作出多少努力，取得多大成就，都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人權狀況都十分“糟糕”。近年來，西方一些國家更是拼命炒作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能源、環境、拆遷、“有毒”食品、“危險”玩具、軍費增長等問題，以此來“妖魔化”中國，掀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所有這一切都十分清楚地表明，西方敵對勢力是“唯恐中國不亂”，“中國不就范決不罷休”。
3.謀取全球范圍內的霸權地位。
冷戰結束20多年來，美國歷任總統盡管採取了各自不同的、帶有明顯個人特征的對外政策，然而其一脈相承的是對美國全球霸權的追求和護持。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不管怎樣變化和調整，其基本的戰略目標萬變不離其宗，即始終圍繞追逐全球霸權而展開。
二戰以前，全球霸權的爭奪主要依靠軍事力量。但是從20世紀末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競爭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文化軟實力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而核心價值觀則是文化軟實力最重要的方面。正因為如此，西方的政界和學界開始密集地使用“普世價值”表征其核心價值觀。美國奧巴馬政府每年的國情咨文，都將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視為美國的“國家戰略”。
美國之所以將推行“普世價值”作為其“國家戰略”，是因為：首先，推廣“普世價值”可以確保美國佔據國際道義制高點，牢牢佔據國際道義優勢。其次，推廣“普世價值”有利於美國掌握國際政治的話語權。美國不僅拼命宣傳“普世價值”的存在，而且將普世價值與“自由、民主、人權”混在一起，直接劃上等號，使得“自由”、“民主”“人權”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取得了明顯的話語優勢。再次，推廣“普世價值”可以為其霸權主義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佔據道義上的制高點、掌握世界政治話語權，最終目的則是為美國全球戰略和霸權主義行徑披上合法的外衣。如小布什政府指責“無賴國家”、“邪惡軸心”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構成了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威脅，從而以此為理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克林頓時期，美國對南聯盟進行了70多天的狂轟濫炸，其旗號是“人權高於主權”，宣稱是為了保護波黑穆斯林免於遭到塞爾維亞族的種族屠殺。多年過去，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兩場戰爭的真實原因是美國為了奪取對中東和巴爾干的主導地位，維護自身在該地區的霸權。
西方國家將所謂的“普世價值”主義化，以“自由”的名義開展思想滲透，以“民主”的借口實施離間分化，以“人權”的標簽制造事端，目的就是要在全球范圍內控制意識形態話語權，以謀求在全世界范圍內發揮“領導作用”，建立符合其意願的“世界新秩序”。大量事實証明，西方國家在全世界到處兜售所謂的“普世價值”，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使其他國家走上康庄大道，而是為了顛覆不符合其自身意願和利益的他國政權，削弱這些主權國家的主導能力，進一步強化控制力，以獲取巨大的軍事戰略利益和地區資源利益。“普世價值”並非什麼客觀真理，不管它如何包裝，都無法掩蓋其內在矛盾。西方模式不可能成為人類社會的唯一模式，西方價值觀也不可能是什麼“普世價值觀”。
（作者單位：中共南京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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